江西
1924年10月，北京政局骤变，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政权迅速垮台。军队能打到哪里，政治局面又该如何收拾？这类问题，往往不只由领兵者决定，也考验其身边的谋划者。民国军阀的“第一谋士”，正是在这种复杂局面中被人提起的。
不过，“第一”二字并非正式职务。军阀集团内部有参谋、顾问、政务人员，也有能影响首领决策的亲信。不同阶段，倚重的人可能不同。若把这五位人物身边的重要谋士放在一起看，能看到的并非五个简单的智囊故事，而是各个集团维持权力的不同办法。
段祺瑞身边常被称作“扇子军师”的，是徐树铮。徐树铮是安徽萧县人，早年留学日本，熟悉军事与政务，后来成为皖系的重要人物。他与段祺瑞关系密切，既参与政治运作，也承担实际行政事务，绝非只在幕后出主意的清客。
段祺瑞几度出入中央权力核心，徐树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徐树铮参与推动西北筹边事务，率部进驻外蒙古，中央政府随后恢复对当地的管辖。此事常被视为他的显著政绩，但过程与当时复杂的内外局势密不可分，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人之功。
张作霖的身边，杨宇霆是最常被提及的谋臣。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进入奉系，长于军事、财政和行政。他不是只会议论的幕僚，而是能把主意落实到制度与人事上的实干人物。
奉系逐步扩张时，杨宇霆在整顿军政、筹划对外关系等方面颇受张作霖倚重。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取胜，张作霖的势力进入关内，杨宇霆的参谋与组织能力也随之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奉系内部并非只有杨宇霆一人说了算，张作霖本人判断强硬，重要决策仍掌握在他手中。
阎锡山经营山西多年，赵戴文则是他的关键助手。赵戴文与阎锡山同为山西人，长期参与晋系政务，熟悉地方行政和人事安排。阎锡山并不单靠战场胜负维系地盘，他更看重省内秩序、财政与教育建设。赵戴文的作用，恰恰在于把这些事务接起来。
晋系能够在局势反复中维持较长时间，与阎锡山善于因势调整有关，也离不开一批长期合作的文武官员。赵戴文常被视为其中最重要的谋划者之一。说他是阎锡山的“第一谋士”，有一定依据；但若把山西政局的全部成效都归到他一人身上，也未免过于简单。
冯玉祥身边的谋士说法相对不一，张坊常被一些文章列为其重要谋臣。冯玉祥以治军严格、作风鲜明著称，西北军的形成与扩张，靠的是将领、幕僚和地方力量共同支撑。张坊的具体事迹与影响，现存叙述不如徐树铮、杨宇霆等人清楚，因此称他为“第一”，更适合看作一种概括，而非没有争议的定论。
冯玉祥的政治选择也说明，军阀首领并非只凭一位谋士便能左右局面。1924年的北京政变，以及此后多次政治合作与分合，都与各方实力、时势变化密切相关。幕僚能够提供判断和方案，却不能替代首领作决定，更无法消除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
蒋介石身边常被称为重要智囊的，是杨永泰。杨永泰早年从政，后来进入蒋介石阵营，擅长政治谋划与组织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参与处理军政事务，并提出过以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推进“剿共”的策略，因而受到蒋介石重用。
这类谋划反映出当时国民政府面对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力量时的政策选择，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杨永泰的作用确实重要，但蒋介石的决策并非由他一人主导；党政军系统中的其他人物，同样参与其中。把复杂政策说成某位谋士“独自炮制”，并不严谨。
五人之中，徐树铮、杨宇霆、赵戴文和杨永泰的政治角色相对容易辨认；张坊的评价则需要留有余地。所谓第一谋士，更多是后人对影响力的归纳。真正值得留意的，是他们分别以军政整合、地方经营、政治协调等方式，帮助首领维系势力，而最终拍板的人，始终是掌握权力的军阀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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