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押犯达171万，关押率121；刑罚专家指出，我国的重刑化程度远超印度和日本

171万，到底是一个多大的数？

如果把2018年中国监狱在押服刑人员总数摊开来看，它排在全世界第二。每10万人口中，有121人被监禁关押。这个数字，叫监禁率，也叫关押率。把视线挪到邻国，印度是35，日本是38，印尼是92。再往远处看，美国长期在500上下，俄罗斯在300左右，巴西也在300以上。中国的位置，不在最低那一档，也不在最高那一档，但明显高过南亚和东亚的多数邻居。

问题不在一个数字本身。

问题在于，这个数字往上走的那十几年里，中国的命案发案率一直在往下走。2016年，每10万人命案发案数只有0.7起。202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46。社会治安在改善，恶性犯罪在减少，监狱里的人数却没有跟着降。两条线，一条往下，一条往上。中间的缺口，就成了法学界反复讨论的对象。

清华大学谭兆讲席教授张明楷，这些年一直在盯这个缺口。他不是站在外面喊口号的人。他的习惯是先找尺子，再量长短。他量出来的结论让很多人不舒服：刑罚偏重，重刑化程度超过印度和日本。

少年犯的数据更扎眼。俄罗斯少年犯占比0.2%，印度0.1%，日本0.04%。中国是0.8%。比日本高出二十倍。少年犯这三个字，放在监狱统计里只是一个小数点，放到具体家庭里，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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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171万，得先看这171万是怎么来的。

中国监狱的在押人数，不是一年涨上去的。从21世纪初到2018年，监禁率从111一路爬到121。这十几年，正好是中国刑法不断扩张的十几年。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一个起点。此后，刑法修正案一个接一个地来。危险驾驶入了刑，恶意欠薪入了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入了刑，高空抛物入了刑，催收非法债务入了刑。罪名在增加，入罪门槛在降低，可用的刑罚工具越来越多。

死刑罪名却在减少。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取消了9个。中国现行刑法里的死刑罪名，从过去的68个降到了46个。死刑在收紧，生刑在扩张。这是一个很少被放在一起说的变化。死刑少了，不等于刑罚整体轻了。死刑省下来的空间，被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更长的刑期填了进去。

劳动教养制度在2013年废止。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劳教退场之后，一部分原本进劳教所的行为，转进了刑事程序。醉驾入刑是最典型的例子。2011年醉驾入刑之后，危险驾驶罪很快成为全国刑事案件数量最多的罪名之一。一个罪名，一年几十万件案子。这些人大多数被判拘役，刑期短，但人数多。监狱和看守所的压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加上去的。

社区矫正制度在2020年正式立法。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这些不进监狱的刑罚执行方式，被统称为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得很好。问题在适用率。中国的缓刑适用率，长期低于德国、日本和美国。假释适用率更低。很多符合假释条件的服刑人员，最后还是在监狱里待到了刑满。监狱里人满为患，社区里矫正对象却不多。这个反差，一直存在。

还有一个数字，原文没有展开：不起诉率。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率，在过去很多年里一直是个位数。2021年之后，最高检反复强调“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捕率、不诉率才开始往上走。但走到什么程度，各地不一样。有的地方敢用，有的地方不敢用。不敢用的原因，不在法律，在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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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刑化不是一天形成的。

它不完全是立法问题，也不完全是法官问题。它是一整套制度惯性推出来的结果。

先说量刑。中国法官在量刑时，长期存在一种向上限靠拢的惯性。法定刑有三档，最低档、中间档、最高档。实践中最常用的，是中间档偏上。能判十年的，很少从三年起手。能判死缓的，先想立即执行行不行。法定最高刑，慢慢变成了常态刑。中间刑，变成了底线刑。最低刑，几乎没有人敢用。

这不是哪个法官心狠。是制度在推着人走。

一个案子到了法院，背后挂着一串指标。公安有破案率，检察院有起诉率，法院有一审服判率、二审改判率、发回重审率。每一个百分比，都连着具体某个人的考核、奖金、晋升。一个案子一审判有罪，二审改成无罪，对二审法官是成绩，对一审法官就是污点。检察官要防止法院判无罪，一审法官要防止二审改判。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往“有罪”“重判”的方向用力。

公正需要距离。意大利法学家早就说过，在侵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可当第三者的工资、绩效、乌纱帽都和“定罪越多越好”绑在一起的时候，中立就很难站得住。

罚没收入是另一根绳子。罚金、没收财产、追缴违法所得，这些钱表面上上缴地方财政，实践中很大一部分会以各种形式返还给办案机关。办案越多，罚得越狠，单位的经费越宽裕。张明楷十多年前就提过一个办法：所有罚没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切断办案机关和罚没收入之间的利益链。这话说起来简单，推起来难。因为它动的不是一条规定，是一整套地方财政和部门利益的格局。

考核指标的问题，中央政法委在2015年前后就要求清理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起诉率这些不合理的指标，被要求取消或者弱化。文件下了，实践中的惯性还在。指标可以取消，排名还在。排名不挂在墙上，挂在领导的讲话里。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东西：办案人员的风险厌恶。一个案子，判有罪，最坏的结果是上级法院改判。判无罪，最坏的结果是被害人家属上访、公安机关复议、检察院抗诉、舆论追问。两边的风险不对称。大多数人在不对称的风险面前，会选择安全的那一边。安全的那一边，往往是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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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刑化不是没有尝试。

这些年的变化，其实不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2018年写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个制度的本意，是让案件分流，让轻罪案件走得快一点，让重罪案件有更多精力去审。实践中的效果，各地不一样。有的地方认罪认罚适用率超过80%，有的地方低一些。适用率上去了，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又成了新问题。检察院建议判三年，法院判了两年，算不算错？考核怎么算？这些细节，决定了制度能不能真正落地。

企业合规改革是另一个方向。2020年开始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考察，考察合格之后，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从宽处理。这个制度针对的是企业犯罪，不是自然人犯罪。但它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刑罚不是唯一的手段，不起诉、罚金、合规整改，也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少捕慎诉慎押”是2021年之后最高检反复强调的刑事司法政策。少捕，是减少逮捕；慎诉，是谨慎起诉；慎押，是减少审前羁押。这三个词，每一个都对着一个具体的数字。中国的审前羁押率，长期偏高。一个人被拘留、逮捕之后，基本上不可能被宣告无罪。不是因为他一定有罪，是因为“无罪”两个字背后，牵着一整条利益链。少捕慎诉慎押要做的，就是把这条链子松一松。

日本在2025年6月做了一件事。日本国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废除了1907年刑法典以来的“惩役”和“禁锢”之分，统一改为“拘禁刑”。惩役是带强制劳动的刑罚，禁锢是不带强制劳动的刑罚。两者分开了一百多年。统一之后，日本的刑罚执行从“惩罚”转向“更生”。一个国家的刑罚，到底是在关人，还是在救人？这个问题，日本用一次修法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德国的缓刑适用率一直很高。日本和美国也是。美国的监禁刑在重罪案件中的比例，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一份实证研究里的1648个被告人，最后被定罪的有843人，其中被判处监禁刑的不到5%，刑期75%不超过90天，罚金大多不超过500美元。美国是重刑国家的样本，但它的轻罪案件，大部分并没有进监狱。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轻罪案件，很多进了看守所和监狱。危险驾驶罪一年几十万件，大部分判拘役。拘役的刑期是一个月到六个月。时间不长，但人进去了。进去之后，工作断了，家庭断了，社会关系断了。出来之后，再犯的风险反而更高。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全世界都清楚。中国的实践，还没有完全绕开这个坑。

罚金刑是另一个被反复讨论的工具。罚金的好处是不交叉感染、不毁家庭、不断生计。坏处是对穷人太重，对富人太轻。张明楷提过一个很土的办法：让富人分期缴纳，本人亲自到场缴纳，拉长缴纳期限。每一次掏钱，都疼一次。这个办法不复杂，但需要配套的执行系统。中国的罚金刑执行，一直是个难题。判了罚金，执行不到位，空判的比例不低。

提高不起诉率，是另一味药。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率，从十年前的个位数，慢慢往上走。走到多少合适？有人提50%。这个数字听起来吓人，但放在轻罪案件占多数的刑事结构里，并不是天方夜谭。不起诉不等于放纵。不起诉之后，还有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社区矫正、训诫、具结悔过。刑罚只是手段之一，不是唯一手段。

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放在一起看。中国的在押人数在2018年达到171万。同年，中国的命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0.7起。2023年，命案发案率降到了0.46。犯罪在减少，关押在增加。这中间的解释，不可能是“重刑挡住了犯罪”。更合理的解释是，刑法把越来越多原本不属于犯罪的行为，装进了刑事程序。醉驾、欠薪、个人信息、高空抛物、催收非法债务，这些行为在过去很多年里，是通过行政手段、民事手段处理的。现在它们进了刑法，人数自然就上去了。

刑罚的本质是痛苦。但什么构成痛苦，是随社会变迁而变的。没有私家车的年代，禁止驾驶不是刑罚。私家车普及了，吊销驾照就是重罚。公民享有的权利越多，可以用来当作刑罚的手段就越多。在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度，刑罚的手段不应该只剩下“关进监狱”这一种。

171万这个数字，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背后有立法扩张，有量刑惯性，有考核指标，有罚没返还，有审前羁押，有缓刑假释适用率偏低，有不起诉率偏低。每一个环节，都有一群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位置上做着具体的选择。这些选择加在一起，就成了统计表上的那个数。

统计表不会说话。但数字会。121的监禁率，0.8%的少年犯占比，46个死刑罪名，个位数的不起诉率，偏低的假释适用率。这些数字摆在一起，指向的不是某一个法官、某一个检察官、某一个警察。它们指向的是一整套还在运转的制度惯性。

张明楷说了十几年。有些话，已经慢慢变成了政策。少捕慎诉慎押写进了文件。认罪认罚从宽写进了法律。企业合规改革在试点。社区矫正法出台了。刑法修正案还在讨论。变化很慢，但变化在发生。

看守所的铁门每天照常打开，照常关上。统计表上的数字，每年照常更新。171万是2018年的数。后面的数，有的年份高一点，有的年份低一点。曲线不再像过去那样陡峭地往上走。但曲线还没有掉头。

一个国家刑罚的温度，不在法条里，在统计表里。统计表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进去了，一个家庭就少了一个人。一个人出来了，一个家庭就多了一个人。数字不会哭，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