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瞿秋白被捕,妻子找保人,鲁迅也为其凑钱,可一个进牢房送饭的炊事员毁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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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封信,是从牢里寄出来的。」

1935年,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被捕,他化名“林琪祥”充当医生,妻子杨之华在上海四处托人找到了保人,鲁迅也为他凑了钱。

就在保释眼看有了眉目的时候,一个炊事员端着饭推开牢门,看了他一眼,上海那边所有的奔走,全都落了空。



01

1935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编辑周建人从收发室抱回一叠信,一封一封拆。

其中一信封背面盖着一枚蓝色的长方形印戳,是监狱的检查章。

信是从福建上杭寄来的,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林琪祥。

可信封上的字,周建人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把信揣进口袋,熬到下班,直奔二哥鲁迅家。

鲁迅把信从头看到尾,又翻过来,盯着那枚检查章看了半天。

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缸里。

「是他。」

周建人点了点头。

「他化名林琪祥,冒充医生,说自己是被红军抓去看病的老百姓。」

「如今人关在上杭的牢里,我们得赶紧找家铺保,把他保出去。」

兄弟俩都清楚,“他”是谁。

瞿秋白,国民党悬赏通缉了十来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两个月前,他还躺在闽西深山里的一副担架上。

02

1935年2月,闽西的山路又湿又滑。

一副竹担架在山道上颠簸,担架上躺着一个清瘦的中年人。

他一路咳嗽,咳狠了,就拿手帕捂住嘴,帕子上沾着血。

那年瞿秋白36岁,肺病已经缠了他十几年。

担架旁跟着一个年近六十的老人,名叫何叔衡。

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1921年和毛泽东一起从长沙赶到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后来在苏区当过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两人一个病,一个老,都是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下来的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瞿秋白当时咳血不止,经不起长途行军,组织上安排他留在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主力走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赣南、闽西一带反复清剿。

长汀、瑞金这些红色县城相继失守,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就在这时进驻了长汀。

留守的红军被压进深山,山头一座座失守,交通线一条条被切断。

一个走不动路的重病号留在山里,既拖累队伍,自己也撑不下去。

1935年初,组织上决定,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取道香港,转去上海治病。

同行的还有邓子恢,他是闽西人,熟悉这一带的山路,一路负责带路。

队伍里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

走到半路,又加进来一个女同志,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福建方面派了一支护送队,背着驳壳枪跟在前后。

这支小队伍白天躲进山林,夜里摸黑赶路,专挑没人走的小道。

吃的一般是凉饭,被子也是潮的。

瞿秋白躺在担架上,嘴却闲不住,跟抬担架的战士说笑话,说自己是全队最沉的一件“行李”。

战士们乐了,他也跟着笑,笑着笑着又咳起来。

何叔衡板起脸训他:

「秋白,少说两句,省点力气。」

瞿秋白摆摆手。

「何老,到了上海,我请你吃豆腐。」

「常州的豆腐,你没吃过吧?」

何叔衡没接这话,把盖在他身上的旧毯子往上掖了掖。

这顿豆腐,两个人终究没能吃上。



03

抬担架的战士里,不少人并不清楚,担架上这个书生是什么来头。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青果巷。

瞿家祖上世代读书做官,传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败落。

父亲会画画,懂点医道,却撑不起一个家。

家里兄弟姐妹八个,瞿秋白是老大。

家里的东西当了又当,日子一年比一年难熬。

1915年,母亲金璇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自尽了。

那年瞿秋白16岁。

母亲一走,家就散了,弟弟妹妹被送到各处亲戚家寄养。

他连中学都没念完,先到无锡乡下教书糊口,后来投奔了堂兄。

1917年,他考进北京俄文专修馆。

选这所学校,是因为它不收学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是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

1920年,北京《晨报》招聘赴俄特约记者,他报了名。

当时的苏俄刚经历内战,到处闹饥荒。

亲友们都劝他别去,他却把那里叫作“饿乡”,收拾行李上了路。

到了莫斯科,他的肺病越来越重,前后三次被送进高山疗养院。

病房里没有台灯,他用绳子把天花板上的吊灯拽到床头,趴在枕头上写稿子。

有一回,医生做完检查,脸色很难看。

「我还有多少日子?」

「顶多两三年。」

瞿秋白听完,就下了床。

「既然时间不多了,就更没有理由休息了。」

1922年,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翻译。

1923年,他回到国内,借住在北京堂兄家里。

堂兄家里有一架旧风琴。

他对着法文原文翻译《国际歌》,译一句,弹一句,唱一句。

译到“国际”这个词,他卡住了。

中文只有两个字,原文却有好几个音节,硬套进曲谱,唱起来拖泥带水。

琢磨了好几天,他干脆用了音译,写成“英特纳雄耐尔”。

这样一来,中国人唱这个词,和各国工人唱的是同一个音。

当年,他翻译的《国际歌》登上了《新青年》,这是中国最早能唱的版本。

1927年,八七会议在汉口召开,瞿秋白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方针。

会后,28岁的他在危急关头扛起了中共中央的担子。

1931年,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转到上海,和鲁迅并肩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在上海,他和鲁迅成了知己,鲁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给鲁迅写信,落款常用“犬耕”两个字。

意思是中国革命缺牛,他一个文人干不了牛的活,就当一条狗,帮着耕耕地。

1934年初,他到了瑞金,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

那一年,中央苏区办起了三千多所列宁小学,他忙着订章程、编课本、抓扫盲。

半年多后,主力红军转移,他被留了下来。



04

1935年2月,苏区已经守不住了,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

2月11日,瞿秋白这支小队从瑞金附近出发,一路向闽西摸去。

走了十多天,2月24日拂晓,他们来到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停下来歇脚。

一连赶了好几夜的路,抬担架的战士累得腿都迈不开了。

有人生火烧水,有人靠着树打盹,瞿秋白的担架搁在一边。

山坡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的第二营,把这片山坳围了起来。

这支保安团是国民党在闽西的地方部队,团长叫钟绍葵。

当地地主武装组织的“义勇队”,也跟着保安团扑了上来。

护送队一下子被冲散了,有人钻进林子,有人往山下跑。

邓子恢抄起枪,冲何叔衡喊:

「何老,往这边走!」

何叔衡跑出一段,喘得直不起腰。

他回头望了望追上来的人,又看了看身边的山崖。

「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

他举起手里的枪,进行反击。

不久,一声枪响过后,他从山崖上栽了下去。

追兵赶到崖下,发现他还有气,又给补了几枪。

这位中共一大代表,牺牲在闽西的乱石堆里。

邓子恢带着几个人边打边撤,最后冲出了包围圈。

他后来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可瞿秋白根本跑不动。

有人扶着他躲进半山腰的灌木丛,没多久,义勇队就把他搜了出来。

张亮和周月林也落到了对方手里。

当天下午四点,三个人被押回了水口镇。

05

押下山的路上,瞿秋白一直在盘算。

【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是谁。】

身份一旦暴露,他自己必死无疑,张亮、周月林也要受牵连。

到了水口镇,审问的人问他叫什么。

他张口就答:

「林琪祥。」

「哪里人?」

「江苏人,36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后来在上海开旧书店,兼做古董生意。」

「怎么跑到红军那边去了?」

「我学过一点医。红军缺医生,硬把我抓了去,给他们的伤兵看病。」

一口江南口音,一副读书人的做派,说的话挑不出毛病。

两个女同志的说辞,他事先也替她们编好了。

张亮成了香菇客商的老婆,被红军绑了票,等家里拿钱来赎。

周月林成了红军的护士。

两人心领神会,一口咬定这套说法。

审问的人记了满满一张纸,没看出破绽。

傍晚,团长钟绍葵从长汀赶回了水口镇。

二营营长汇报完战斗经过,把缴获的东西摊在桌上。

几捆港币,一些黄金。

这些钱是组织上给他们去香港的路费,一路上谁也舍不得动。

钟绍葵拿起港币翻了翻,问道:

「护送他们的人,带的什么枪?」

「大多是驳壳枪。」

钟绍葵把港币扔回桌上,皱起了眉头。

【几个“肉票”加一个医生,用得着一群人背着驳壳枪护送?】

【身上还揣着港币和金子。】

【这个林琪祥,不简单。】

当天夜里,钟绍葵亲自提审瞿秋白。

油灯摆在桌子正中,照得人脸发白。

「林先生,你说你是医生。」

「是。」

「那我问你,咳血该用什么药?」

瞿秋白边咳边答,报出几味药名,又顺带讲了几句调养的法子。

父亲懂医,他自己又病了十几年,这些东西张口就来。

钟绍葵盯着他看了半天,再也问不出新东西,只好挥手让人押下去。

人押走了,团长心里的疑团却没散。

06

没过几天,瞿秋白被押到上杭县城,关进了县监狱。

保安团的团部就设在上杭。

牢房又潮又暗,墙角长着青苔,一到夜里,满屋都是他的咳嗽声。

同牢的犯人起初嫌他吵,后来见他说话和气,又肯替人写家信,都改口叫他“林先生”。

钟绍葵隔三岔五派人来提审,问来问去还是那几句,瞿秋白答的也还是那几句。

3月9日,审讯的人把纸笔推到他面前,让他写一份笔供。

瞿秋白提笔就写,一口气写了好几页。

林琪祥哪年出生,在哪里念书,书店开在上海哪条街,怎么被红军扣下,给红军看过哪些病人,前后对得上,细处也编得圆。

钟绍葵从头翻到尾,挑不出错。

可越是挑不出错,他越觉得不对劲。

【一个开旧书店的,供词写得比师爷还周全。】

他把笔供锁进抽屉,人继续关着,不放,也不杀。

瞿秋白也在算日子。

光靠嘴硬撑不了多久,想脱身,得靠外面的人。

他向看守讨来纸笔,以林琪祥的名义写信,寄往上海。

信是写给周建人、鲁迅和杨之华的。

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

当年她在上海大学读书,瞿秋白是那里的教员,两人因此相识,1924年结了婚。

瞿秋白去苏区时,她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一直没能跟去。

信里一个字也没提瞿秋白,只说自己在福建行医,被红军裹挟,如今落到保安团手里,请上海的朋友找人作保。

字面上平平常常,懂的人一看就明白。

他知道,上海的朋友一旦认出这笔字,绝不会坐视不管。

他也知道,信只要寄出去,就多了一分被人顺藤摸瓜的风险,所以信里只谈生病和作保,不提任何旧事,也不提任何旧友。

信出监狱前要过检查,看守拆开看了一遍,没看出名堂,在信封背面盖上章,放了行。

这就是后来摆在周建人桌上的那封信。

4月15日,瞿秋白又以林琪祥的名义,给钟绍葵递了一份呈文。

他在呈文里说,自己本是良民,被红军强行扣留,如今身体有病,请求开释,或者把他遣送回原籍。

钟绍葵没有批,也没有驳回。

瞿秋白靠墙坐着,望着牢房顶上那一小块天窗。

【只要上海的保人一到,就有机会。】



07

上海这边,营救在暗中铺开了。

鲁迅肯为瞿秋白出头,是有来由的。

1932年到1933年,上海特务四处搜捕,瞿秋白夫妇先后四次走投无路,都是躲进鲁迅家才避过风头。

那时瞿秋白手头拮据,又不肯平白收钱。

鲁迅便请他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再写一篇序言。

瞿秋白在鲁迅家里熬了几个晚上,选好了文章,序言一写就是一万五千多字。

书稿交给书局出版后,鲁迅把200元编辑费塞到了他手里。

两人的交情,是这样一点一点处出来的。

铺保这件事,却比想象中难办。

所谓铺保,就是由一家有字号的店铺出面担保,被保的人日后出了事,店铺要担责任。

林琪祥的供词查不出问题,只要再有一家店铺肯担保,这个被红军裹挟的“医生”就有可能被放出来。

那两年,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不少联络点被端,交通员被捕。

杨之华不敢声张,只能托最可靠的人,一家一家暗中打听。

肯替一个“被红军扣过的医生”作保的店家,一时找不到。

没过几天,杨之华托人给周建人带话:

「党正在设法营救,眼下还没找到现成的铺保。」

鲁迅拿出50元钱,托人转给了杨之华。

杨之华用这笔钱给丈夫做了两条裤子,连同钱一起寄往福建。

她清楚丈夫的身子,牢里阴冷,他熬不住。

铺保的事,她也一刻没停。

她跟几个可靠的朋友分头托人,最后找到一家旅馆的老板,拿到了一张铺保证明。

保出来以后在哪里落脚,她也提前安排妥当了。

鲁迅还在跟陈望道等人商量,打算发起一场公开营救。

钱、衣服、铺保、落脚的地方,样样都备齐了。

只差最后一步,把“林琪祥”从上杭的牢里保出来。

福建那边,网却已经收紧了。

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牺牲。

他的妻子落到了国民党军第八师手里。

严刑之下,她供出瞿秋白、何叔衡等人已经在长汀濯田一带被俘。

国民党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接到报告,立刻电令驻长汀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等人,火速查明。

消息传到上杭,钟绍葵马上想起了牢里那个“医生”。

可他手里没有证据,那个林琪祥一口咬定自己是开旧书店的,供词滴水不漏。

偏偏在这时,出了一件小事。

一天中午,团部伙房开饭。

平常,看押犯人的兵丁会来伙房领饭,再端进监房。

那天,看押的人迟迟没来。

伙房里有个炊事员叫郑大鹏,等得不耐烦,干脆自己端起饭,往监房走去。

他推开牢门,把饭碗往地上一搁,抬眼扫了一圈。

角落里坐着一个瘦削的中年人,戴着眼镜,正低头咳嗽。

郑大鹏愣住了。

他既没走,也没吭声,就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盯着那张脸。

地上的饭,热气一点点飘散。

瞿秋白抬起头,也看见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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