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教育家。1934年,因硕士论文受到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赏识,谈家桢被召至门下。
在摩尔根的指导下,谈家桢获得巨大成绩,成为在世界上负有盛名的遗传学家。1937年,谈家桢放弃了留在海外发展的机会,毅然回到祖国。1948 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1948 年底,谈家桢再次回到祖国。
1948年,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在苏联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受到激烈批判,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遗传学的两派争论,把“基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捏造”,是“反动的”,而把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个批判随着报刊上的介绍和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在我国广泛传开。被列为摩尔根中国头号信徒的谈家桢由此在复旦大学不能开设遗传学课程,也不能从事遗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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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雕像
以下为如去注。
关于李森科和摩尔根。李森科是苏联的生物学家、农学家,在斯大林时代后期和赫鲁晓夫时代、是苏联的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全名是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1976)。
在其之前,苏联有一个卓越的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1855~1935,全名伊万·弗拉基米洛维奇·米丘林),是米丘林学说的创始人,从事植物育种工作达60年之久,培育出300多个果树新品种,受到苏联政府的赞扬。他的杂交理论经李森科发挥后被苏联政府采纳为官方的遗传科学。
米丘林学说的基本思想认为:生物体与其生活条件是统一的,生物体的遗传性是其祖先所同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总和。如果生活条件能满足其遗传性的要求时,遗传性保持不变;如果被迫同化非其遗传性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时,则导致遗传性发生变异,由此获得的性状与其生活条件相适应,并在相应的生活条件中遗传下去。简而言之,米丘林学说就是主张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
米丘林学说中关于无性杂交、辅导法和媒介法、杂交亲本组的选择、春化法、气候驯化法、阶段发育理论等,对提高农业生产和获得植物新品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其关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的理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事实根据。
李森科坚持米丘林学说的生物获得性遗传,否定孟德尔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
这里有两个概念:“获得性”,指后天发生的变异,即生物在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后天新性状的简称;“获得性遗传”,是“后天获得性状遗传”的简称,指生物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产生带有适应意义和一定方向的性状变化,并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现象。
孟德尔是奥地利的一个生物学家,全名是 格里格·约翰·孟德尔(1822-1884),是某修道院的一个神父;他通过豌豆实验,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即分离规律及自由组合规律,并提出 了“遗传单位”(即今天所说的“遗传基因”)的概念。
孟德尔开创的遗传学说的继承者之一,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名叫摩尔根(1866—1945,全名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现代遗传学的“基因理论”,其建立的“连锁与互换定律”,和孟德尔的两个定律一道被称为遗传学三大定律。
李森科和摩尔根两派分歧的焦点,集中在获得性能否遗传的问题上。李森科代表的米丘林学派强调获得性可以遗传。如在养猪业中,在人为的条件下,形成了许多优良的品种,获得了其祖先所没有过的新性状,体格变大,肉质变嫩,成熟变早、性情温和等等……
摩尔根学派认为:获得性是不能遗传的。德国动物学家魏斯曼(1834~1914)进行过22代的老鼠断尾试验,结果每代仍有尾巴,因而他否认获得性可以遗传而创立了 “种质论 ”学说;认为种质受到环境影响也不起变化,身体在环境影响下可以发生变化,但不能遗传给后代。
米丘林学派认为:魏斯曼的老鼠断尾试验,并不是生物体所产生的变异,而是外力的伤害。生物体对机械损伤和残疾是不能遗传的。
摩尔根学派后来用基因、遗传物质来代替“种质”的概念,认为遗传物质是不变的,只有基因突变才能产生新的变异;从而揭示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染色体由DNA和蛋白质组成,而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
李森科的遗传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被苏联强制推行,并且还压制和排斥不同的学术观点。曾经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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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的书桌
如去注毕。
1956年4月,东欧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记录送到毛泽东案头,其中谈到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意见。4月18日,毛泽东把这份材料批示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
在这之后,4月25日、28日和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强调对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苏联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是有必要的。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使一度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学阀作风及时得到了制止。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有一百一十六位专家教授和领导参加的历时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这既是一次贯彻“双百”方针的会议,也是一次给摩尔根学派“脱帽子”的会议。谈家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指定为会议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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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和卢于道在一起
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者各抒己见,取长补短,谈家桢介绍了国际上分子遗传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谈家桢后来在回忆中说:“青岛会议是一 次历史性的转折,第一次对摩尔根学说有 了科学的态度,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我才卸掉了包袱,对搞遗传学重新有了信心。”
1957年3月13日晚上八时至次日一时,毛泽东在怀仁堂邀集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谈家桢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据谈家桢回忆,当他走进怀仁堂的时候,毛主席正满面春风地站着,和同志们握手交谈,他的心情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在座的还有好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家。毛主席在陆定一介绍了谈家桢后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毛主席问他对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谈家桢汇报了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
毛主席鼓励他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毛主席的这番话,是对他的极大鼓舞,进一步解除了他思想上的负担。
当时在场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刻表示不同意,说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走了,高校的发展就成问题了。毛泽东望了望两人,摆了摆手,风趣地说:“我看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毛泽东一言定乾坤,从此谈家桢就留在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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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家桢和同学们在一起
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一见到谈家桢,毛泽东就说:“老朋友啦,谈先生!”“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此前,谈家桢针对我国教育上全盘照搬苏联的弊端,提出了“优化院系”、“改变苏联模式"、“教、学、研相结合”的三条意见,以促进教育改革。于是,谈家桢自然回到人民中间,也可以继续在课堂上讲授他的课程了。
1958年1月6日晚,春节将临,谈家桢在复旦大学校园的家中刚吃罢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同行的还有周谷城、赵超构。一辆轿车把他们送到飞机场,毛泽东的专机正停候在那里。当他们三人到达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刘庄下榻的住所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毛泽东已经站在门口迎候客人了。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续>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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