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47年春天,成都城外,笮桥。
一支孤军深入的东晋部队正在崩溃的边缘。前锋失利,参军战死,一支流箭“嗖”地一声,不偏不倚,钉在了主帅桓温的马头上。战马受惊,左右皆惧,撤退的命令几乎已经到了嘴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管鼓的兵大概太紧张了,把“退兵鼓”敲成了“进军鼓”。咚咚咚的鼓声一响,本来想跑的晋军以为主帅要拼命,掉头就往上冲。成汉的军队懵了,溃了,成都拿下了,立国四十多年的成汉政权,就这么被一通敲错的鼓给敲没了。
这事儿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带兵的主帅桓温,那一年三十五岁,干的是一件朝廷根本没批准、同僚都等着看他笑话的事。他赌赢了。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个“运气好”的故事,那就错了。这一仗打完,桓温的名字前面多了一个标签:一个敢拿命去赌、而且赌赢了的人。
而一个人一旦用赌博的方式赢过一次大的,他这辈子就很难再老老实实地下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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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蜀:一场不被批准的豪赌
桓温伐蜀,朝廷是同意的吗?表面上是,骨子里不是。东晋那套班子,真正说了算的是几家轮流坐庄的门阀士族,皇帝很多时候更像一个需要盖章的摆设。桓温是驸马,是荆州刺史,手里有兵,但在建康那帮人眼里,他始终是个“地方上来的”。伐蜀这种大事,建康的第一反应是“不许”,第二反应是“你非要打,输了别赖我们”。
桓温没等。他采纳了袁乔“先攻弱敌”的建议,带着人直接就去了。这种打法,赢了叫“雄才大略”,输了呢?输了就是“擅启边衅”,够他喝一壶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鼓吏一敲错,他赢了。
灭成汉这件事,对桓温最大的改变不在疆土,在心理。他开始相信一件事:规矩是给不敢动的人定的,而他,是那个可以动规矩的人。这种心态,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叫自负,放在一个手里有兵、背后有荆州、面前有一个孱弱朝廷的人身上,就叫野心。
但野心这个东西,需要不断的燃料。桓温的燃料,就是北伐。
北伐:打给谁看的?
东晋一百来年,喊北伐的人多得是,但真正把北伐当回事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北伐这件事,对建康的士族来说,性价比太低。南方有田有宅有清谈,北边是胡人骑兵和一片焦土,打下来谁去管?管了谁交税?更重要的是,万一哪个将领借着北伐坐大了,回头往建康一坐,大家还过不过日子了?
所以桓温北伐,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微妙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是真能打。第一次北伐打前秦,蓝田大败秦军,兵锋直逼长安,关中百姓“牛酒迎温”,那是真觉得官军来了。第二次北伐,他把洛阳收了回来,还祭扫了西晋的皇陵。在那个“神州陆沉”已经成了口头禅的年代,一个能把洛阳拿回来的人,声望是爆炸性的。
但另一方面,北伐对桓温来说,从来就不只是“恢复中原”四个字。他太清楚了,在建康说话有没有分量,不看你姓什么,看你在外面打赢过什么。北伐是他的政治提款机。每打赢一仗,他就从这台机器里取出一笔威望,存进自己的账户。
第一次北伐,他取到了“名将”的身份。第二次北伐,他取到了“收复旧都”的光环,顺手提了一个迁都洛阳的方案,把朝廷吓得够呛,虽然最后没成,但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桓温已经可以拿这种事来敲打建康了。
然后就是第三次。公元369年,桓温五十七岁,率五万步骑从姑孰出发,目标前燕。
这一次,他栽了。而且栽得极其难看。
枋头:一个老赌徒的算错账
第三次北伐的初期,依然是桓温式的节奏:快,狠,不讲道理。他一路打到枋头,离前燕的都城邺城已经不远了。前燕朝廷一片慌乱,甚至已经在商量往东北的老家跑。如果这个时候桓温再加一把劲,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