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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价格居高不下,谁在闷声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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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将于下周举行,但美国民众依然在为高昂的食品价格发愁。美国食品杂货价格比2020年初高出约30%,如何让老百姓买得起食品,已成为美国政治人物必须回应的问题。

然而,食品价格为什么这么高?真正从中获利的又是谁?人们通常将矛头指向超市和零售商,但实际情况或许更加复杂。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罗杰·卡尔马(Rogé Karma)指出,农民和超市的利润率其实都不高,反倒是处于食品供应链中间环节的大型加工商、制造商和供应商,掌握着更强的议价能力,并从价格上涨中获得了丰厚利润。

10月26日,长期关注美国经济问题的卡尔马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介绍了一项颇具争议的新政策构想:由美国联邦政府利用集中采购的规模优势,为中小型超市争取更低的进货价格,以此降低消费者的食品开支。

这项看似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方案,能否成为破解美国食品价格困境的新办法?

观察者网编译全文如下,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文/ 罗杰·卡尔马】

选民一直将食品杂货价格列为他们最关心的经济问题,这并不难理解。

2015年至2019年,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涨幅约为食品杂货价格涨幅的30倍。随后,新冠疫情暴发了。

从2021年到2025年底,食品杂货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了整体通胀水平,也超过了工资增长速度。如今,食品价格比2020年1月高出约30%。


这张图可以直观展现2020年疫情前后,美国超市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化。最明显的是2021年至2023年的快速上涨,以及随后食品价格维持在高位的情况。图片来源:Wolf Street / 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图表截至2025年

遗憾的是,目前流传的大多数降低食品价格的方案,例如开设市营超市和实行价格管制,都很难真正解决问题。

不过,一个名为“餐桌项目”(Kitchen Table Project)的新智库最近提出了一项更加直接的干预措施。该智库由一群左翼倾向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运营,他们提出了一个想法:为食品采购建立一种“公共选择机制”。

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在利用自身的采购能力,直接以较低价格从供应商那里购买食品,再提供给军人家庭和公立学校。

这项新提案的作者认为,如果政府决定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更广泛的美国消费者群体,那么普通家庭每年在超市购物时就可能节省数百美元甚至更多,而纳税人几乎不需要为此承担额外成本。

尽管这个建议听起来颇有几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味道,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它确实有相当充分的合理性。

至于这个构想能否真正落地,还是会像医疗保险领域的“公共选择方案”一样,最终停留在距离现实十分遥远的地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食品价格不断上涨,超市却赚不到多少钱

任何试图降低食品价格的努力,最终都会撞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超市其实赚不了多少钱。

在美国,普通企业每年的利润率约为8%至10%,而食品杂货零售商的利润率通常只有1%至3%。疫情期间,这些利润率曾略有上升,因为许多大型零售商利用通胀作为理由大幅涨价。但此后,它们已经回落至疫情前的水平。

食品杂货价格之所以大幅上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受疫情期间供应链冲击等因素影响,零售商自己所承担的食品采购成本和人工成本也显著增加,而这些成本最终又被转嫁给了消费者。

这给许多进步派政策提案制造了障碍。

纽约市市长曼达尼曾承诺建立市营超市,以低于市场价格30%的水平销售食品。但如果没有大规模公共补贴,政府经营的超市也很难以远低于私人超市的价格出售商品。而补贴实际上只是将成本从购物者身上转移到了纳税人身上。

对食品零售商实施价格管制的提案,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超市的利润空间本就不大,如果进一步压低价格,很可能导致它们无法继续经营。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进步中心提出,应在全国范围内对一篮子超市基本食品实施价格上限。但根据该机构自己的估算,这项政策即便实施,在第一年也只能为一个四口之家平均节省88美元。

曾担任拜登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是该提案联合作者之一的贾里德·伯恩斯坦告诉我:“政府要干预并压低食品杂货价格,比干预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困难。”

“对于住房、医疗保健或儿童保育,我们可以通过纠正各种市场低效问题来降低成本。但对于食品杂货零售业来说,那里实在没有多少额外的利润空间可供挤压。”

真正赚钱的,是农场与超市之间的企业

食品零售商只是庞大食品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

这条供应链还包括农民,他们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食品加工商和肉类加工企业,将原材料加工成面粉、食用油、牛肉末等食品原料;食品制造商,将这些原料进一步制成谷物早餐、冷冻食品和零食等成品;以及负责将食品运送到超市和餐馆的分销商。

这些其他供应链环节,合计占据了美国消费者食品支出的约四分之三。

虽然农民和超市赚不了多少钱,但夹在两者之间的许多企业却利润丰厚。

Cal-Maine等鸡蛋生产企业,以及泰森食品等肉类加工企业,利润率通常达到4%至12%。Ingredion等食品原料加工企业的利润率为10%至15%。通用磨坊和卡夫亨氏等大型食品制造商,利润率则可以达到15%至19%。

专注经济问题的智库Employ America执行董事斯坎达·阿马纳特告诉我:“如果你想弄清楚如何降低价格,就必须先问一个问题:钱到底是在哪里赚到的?”

“答案是:全都在中间环节。”


美国农业部2024年数据显示,不同食品类别中农场获得的销售收入份额存在显著差异。加工程度较高的食品,通常有更大比例的消费支出流向农场之后的供应链环节。

疫情期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处于中间环节的企业利用供应链冲击和消费者对市场状况的困惑,提高了产品售价。

2019年至2021年间,由于屠宰场关闭导致美国全国牛肉供应短缺,泰森食品的牛肉加工业务利润增长了两倍以上。大宗商品贸易商邦吉则由于俄乌战争等因素引发全球农作物市场动荡,在2019年至2023年间实现了接近四倍的利润增长。

2022年和2023年,百事公司、卡夫亨氏和通用磨坊等食品制造商开始采用一种被称为“价格优先于销量”的经营策略。它们主动提高产品售价,即便总体销量有所下降,利润仍然能够继续增长。

2024年至2025年间,由于禽流感导致美国大量鸡只死亡或被扑杀,Cal-Maine的利润增长至原来的三倍。

当“餐桌项目”研究人员分析2019年以来食品行业各环节的利润率变化时,他们发现,利润率增长几乎全部集中在那些处于供应链中间环节的企业身上。

许多超市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接受这些中间环节企业开出的高价。

这是因为,美国很大一部分食品零售商,要么是独立经营的本地商店,要么是规模中等的区域连锁超市,它们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但它们的许多供应商却是大型企业。这些企业要么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泰森食品和Cal-Maine;要么拥有极强的品牌忠诚度,例如百事公司和卡夫亨氏。

一家本地超市可能承受不起失去百事公司这个供应商的代价,但百事公司并不需要依赖任何一家特定的本地超市。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使食品供应商能够将价格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因为它们清楚,超市为了争夺消费者,离不开自己的产品。

尽管一些小型和独立超市成立了联合采购组织,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但它们通常仍然需要支付远高于大型竞争对手的进货价格。

在一项研究中,一组食品经济学家比较了140家小型食品杂货店与附近大型超市的鸡蛋、牛奶、大米等基本食品价格。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商品在小型商店的售价都比大型超市高出10%至54%。

美国全国食品杂货商协会代表着2.1万家独立食品零售商。该协会最近对会员开展了一项调查,其中许多会员都加入了批发采购联盟。调查发现:“在许多情况下,独立食品零售商拿到的批发价格,甚至高于好市多等仓储会员制商店的零售价格。”

这一问题并不只存在于街角的小型夫妻店。

在美国全国食品零售市场中,市场份额超过5%的连锁企业只有四家:沃尔玛占20%,好市多占8%,亚马逊占8%,克罗格占8%。

因此,即便是大多数全国性连锁超市,也无法获得与沃尔玛同样低廉的进货价格。

今年2月,《消费者报告》对35家大型连锁零售商的同一篮子食品价格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与沃尔玛相比,Meijer的价格高出10%,克罗格高出15%,Publix高出20%,艾伯森则高出25%。

让政府替超市采购食品,能否降低价格?

因此,降低食品价格的一种办法,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食品采购服务。

“餐桌项目”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启动一项名为“平价食品杂货伙伴计划”(Affordable Groceries Partnership)的项目。

根据这一设想,政府将集中采购一篮子基本食品,包括鸡蛋、牛肉末、牛奶、新鲜农产品、大米和花生酱等。由于采购规模巨大,政府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能够与供应商谈判,压低这些食品的价格。随后,政府再以较低的价格将食品转售给参与计划的超市。

如果这一计划取得成功,那么独立经营的本地商店和中等规模的全国性连锁超市,也将能够获得目前只有最大型零售商才能享受的采购成本优势。

作为交换,参与计划的超市必须承诺,将节省下来的绝大部分成本让利给消费者。

目前只在沃尔玛购物的人,可能不会看到价格进一步下降。好市多和克罗格的顾客或许也不会有明显变化。但对于其他消费者而言,只要他们经常光顾的超市选择加入这一计划,就很有可能享受到更低的价格。而这个“其他消费者”群体包括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

毕竟,美国食品杂货零售市场中,超过一半的份额属于市场占有率不足5%的企业。

密歇根州立大学食品经济学家大卫·奥尔特加(David Ortega)告诉我:“你几乎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张专门为超市准备的好市多会员卡。”“在我所见过的降低食品成本的潜在方案中,这是最有希望的方案之一。”

事实上,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类似做法。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军需品供应局(Defense Commissary Agency),直接与食品供应商开展价格谈判,为全国现役军人及其家庭采购食品,服务对象总计约300万人。

美国农业部也有类似计划,为全国各地的公立学校和食品银行采购低价食品。大规模采购让联邦政府拥有要求供应商降低价格的议价能力,随后政府再将节省下来的成本直接让利给相关服务对象。

此外,现有计划还提供了相当可观的补贴,使食品价格进一步下降。

“餐桌项目”的分析人员估计,如果一个普通美国家庭能够以目前学校和军人家庭享受到的食品采购价格购买商品,即便扣除政府补贴带来的降价部分,每年仍然能够节省大约315美元。

除了相对较小的行政管理费用,这项计划不需要纳税人额外承担其他成本。如果说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这些节省金额的估算可能还过于保守。因为它们依据的是政府现有采购计划的规模,以及在这一规模下所能争取到的价格。

但如果将这项计划扩大到全国所有愿意参与的私人食品零售商,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全国性采购网络。这一网络的规模甚至可能与如今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相媲美,乃至超过它们。这将赋予政府更强的议价能力,从而要求供应商进一步降低价格。

参与制定“餐桌项目”提案的阿马纳特说:“食品供应链中的许多环节都存在相当丰厚的利润空间,原因就在于食品零售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如果政府能够纠正其中一部分不平衡,就有可能为消费者带来真正可观的节省。”

这项提案还可能通过一些不那么直接的方式降低食品价格。

目前,大型连锁超市能够以远低于小型零售商的价格从供应商那里进货。这使它们有能力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最终主导当地的食品零售业。

2019年的一项分析发现,在美国43个大都市地区和160个较小市场中,至少一半的食品杂货销售额都流向了同一家零售商——沃尔玛。而这种市场主导地位,又使大型超市能够在特定地区提高商品价格。

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今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2006年至2020年间,市场集中度越高的地区,食品价格涨幅往往也越明显。

原因在于,缺乏竞争使零售商能够提高价格,而不必过于担心失去顾客。但如果中小型商店突然也能够以较低价格从供应商那里采购商品,市场竞争格局就可能发生变化。小型零售商将有能力继续经营,那些原本被单一连锁企业主导的地区也将重新出现竞争。

如果大型零售商想继续保持优势,就必须在这些市场中更加努力地参与价格竞争。

开放市场研究所(Open Markets Institute)负责公平食品与农业体系项目的克莱尔·凯洛韦告诉我:“我认为,我们终于有可能在许多目前缺乏竞争的区域市场中看到真正有意义的竞争。”“这还将给整个体系带来连锁性的积极影响,其好处远远超出最初节省下来的那些钱。”

不过,食品公共采购方案虽然在纸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真正实施时仍将面临许多挑战。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将目前一系列规模相对较小的采购计划,扩展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食品采购体系之一。这一体系需要为数千万、甚至数亿人采购食品。对于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更何况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过去两年已经经历了大规模削减。

从2024年底到2025年底,美国农业部——最有可能负责实施这一公共采购计划的部门——流失了约20%的员工。即便这一计划能够成功建立,仍然有一长串问题需要回答。

爱荷华州或者华盛顿州东部小镇上的一家超市,能否获得与纽约市或洛杉矶超市相同的采购条件?谁来决定哪些产品能够优先占据超市货架上最好的位置?

目前,食品品牌通常通过相互竞价争夺这些货架空间。如果超市试图钻制度的空子,又该怎么办?例如,一家超市可能通过提高非政府采购商品的价格,来增加自身利润。

此外,这项计划真的有可能获得比大型连锁超市目前支付的价格还要低的采购价格吗?

食品经济学家奥尔特加说:“从纸面上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但如果真想让它运转起来,你还需要回答大量问题,并解决许多具体细节。”

除此之外,还必须考虑如何让这一计划首先获得政治上的批准。

确实,选民非常关心食品杂货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但这种关切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对新立法的广泛支持。

在这一点上,美国医疗保险政策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类比。多年来,美国选民不断告诉民调机构,他们对高昂的医疗保险费用感到不满,而且原则上支持通过建立公共医保选项来降低成本。但真正试图推行这类政策的每一次努力,最终都在行业组织的强烈反对下遭遇惨败。

最近的一次尝试发生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立法过程中。该法案最初的设计中就包括公共医保选项,但最终未能将其纳入正式立法。


平价医疗法案

不难想象,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食品杂货公共采购方案上。

因为一些资金雄厚的利益集团,包括大型零售商、主要食品品牌和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供应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联合起来,发动一场针对这项政策的公众施压行动。

不过,医疗保险和食品杂货的政治问题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区别。对于医疗保健,政治人物至少还有一系列降低消费者成本的备用方案,其中不少最终被纳入了《平价医疗法案》。但在食品杂货领域,这类替代方案几乎不存在。

公共采购机制是少数几个有可能显著降低食品价格的政策构想之一。即便取消特朗普总统实施的关税,也只会给消费者带来一次性的成本下降,而无法持续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降低食品价格这件事本身极其困难,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共采购方案最大的政治优势。

因为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比激怒大型食品企业更令政治人物恐惧,那或许就是无法兑现他们反复向愤怒的选民承诺的生活成本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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