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诗意的见证 平视的书写——论徐静《大田歌谣》的艺术特色

徐静的长篇报告文学《大田歌谣》，以两年驻村的深度田野为底色，为浙江台州大田刘村的乡村振兴留下了一份鲜活的文学档案。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春夏秋冬的四卷结构暗合乡土节律，诗人出身的笔底流淌着诗意光泽，下沉到底层的姿态让普通村民成为真正的主角。三者交织，谱写出一曲有温度、有韵致、有深度的“大田之歌”。我从三个方面评介作品的特点：

一、四季结构：乡村叙事的时间美学

一段时期以来，长篇报告文学的长篇结构如何构置问题，是经常被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关注的，一部分长篇作品经常会搞成短篇的合集。《大田歌谣》在结构上的匠心，有效地体现了较为紧实的长篇结构。

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卷，以四季为时间轴，对应作者两年驻村的观察、实践与思考，形成了一套“时间为经、主题为纬”的复调叙事结构。

春之卷 “惊蛰破土”是全书的开篇。“惊蛰”是春雷惊醒万物的节气，“破土”是种子顶出泥土的姿态，对于乡村题材作品来说，这样的标题精准而且接地气，也准确地对应了作者初入村庄的状态。作者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打量这座经济富裕却文化待兴的村庄，提出了“何为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的核心问题。“种诗计划”“藜光诗舍”等文化项目开始萌芽，如同惊蛰后的种子悄然破土。

夏之卷“繁茂生长”对应文化建设的全面铺开。春之卷埋下的种子，在这一卷进入生长旺季。文化礼堂的活动、诗教课程的推进、修谱工作的展开、非遗抢救的启动、外来务工者的融入……多条线索并行推进，人物纷纷登场，事件密集发生。这是全书内容最丰富、节奏最快的部分，集中展现乡村文化建设的热闹场面和各种尝试，是“展开实践”的一卷。

秋之卷“沉淀收获”对应文化建设成果的集中显现。族谱修订完成、《杜鹃鸟》曲调抢救成功、文化礼堂获评省级金牌、“种诗计划”结出果实，在这一卷有了看得见的收获。秋天不只是收获，也是沉淀和反思的季节：哪些是真正的收获，哪些只是表面的热闹？文化建设的“形”与“神”是否统一？这一卷思想浓度最高，从“做了什么”转向“意味着什么”。

冬之卷“沉思蓄势”是全书的收束。两年驻村接近尾声，作者站在时间的节点上回望整个过程，总结经验，也坦诚局限。“写作是一种见证”“任何文字都难以完全描述出一个村庄的所有内容”，这份谦卑与清醒是冬之卷的基调。作者在结尾处眺望村庄的未来——文化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而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这本书记录的只是其中一段旋律。

四季结构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审美意蕴丰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本就是农民千百年来的生活节奏，文化建设的“播种—生长—收获—沉淀”与四季节律形成同构，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乡土质感。二是结构弹性大，四季框架并不绑定单一主题，可以同时容纳经济之变、人口之变、文化之变、治理之变等多条线索，形成作者所说的“多声部的交响乐”。三是节奏清晰自然，春天的清新、夏天的热烈、秋天的深沉、冬天的沉静，情绪节奏有张有弛，符合阅读心理。四是便于形成意象系统，种子、生长、收获、蛰伏等意象可以在书中反复出现、层层深化，大大增强文学性。作者已经展现自觉的结构意识。

二、诗人之笔：诗性语言与纪实品格的融合

徐静首先是一位诗人，这一身份底色深刻地塑造了《大田歌谣》的语言风貌。她没有因为“纪实”的文体要求就放弃文学的审美追求，反而将诗歌的语感、意象的营造自然融入叙事，让一部写乡村振兴的作品拥有了诗意光泽。文本中，随处可见的诗意语言运用令人印象深刻。举例如下：

1、以“风铃”起笔，定下全篇诗意基调。

作品开篇便写道：“五月像挂在季节屋檐上的一串风铃，被温润而有些躁动的东南风吹响了。”这个开篇非常见功力。一般的纪实作品，开篇往往交代时间、地点、事由，平实而入。但徐静以一个“风铃”的比喻起笔，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了诗的氛围之中。“挂在季节屋檐上”，把抽象的季节具象化为有屋檐的居所，有了家的温度；“温润而有些躁动的东南风”，准确地抓住了江南五月的气候特征，也暗合了作者启程前的心情——既有对未知的期待，也有任务在肩的些许不安。“督促着、召唤着、预告着”，三个动词的排比，层层递进，把风铃的声音写得有了意志、有了方向。

不仅如此，作者对风铃的意象还有递进：它不是孤立的装饰，而是与全书的主题形成了呼应。风铃的声音是微小的，但又是清楚的——这不正是乡村文化的写照吗？文化的声音也许不像经济的轰鸣那样响亮，但它同样重要。一个开篇的比喻，既定下了全篇的诗意基调，又暗合了作品的核心主题，可谓一石二鸟。

2、以“光刃刮石刻”的意象，承载深层文化思考。

初到大田刘村，作者站在村委会门前，注意到一个极具张力的细节：

“就在这方石刻的下方，村委会隔壁一座现代化厂房的巨大金属屋顶，正反射着午后强烈到近乎锐利的阳光。那一片刺目、冰冷、晃动的强光，不偏不倚地投射在门楣的石刻上，像是用一把无形的光刃，反复刮擦着‘崇文厚德'的字迹。”

这个意象的层次非常丰富。首先是视觉层面的真实：午后的阳光、金属屋顶的反光、麻石上的刻字，都是实实在在的景物，作者没有凭空虚构。其次是象征层面的深刻：金属屋顶代表着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石刻代表着传统文化、精神根基；强光“刺目、冰冷”，经济的力量是强势的、甚至有些粗暴的；石刻被“刮擦”、“失真”，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面前显得脆弱、有些模糊。“对峙着、碰撞着”，六个字写尽了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体现了作者诗性思维。一般的作者，看到这样的场景，可能会直接发议论：“经济发展了，文化却被忽视了。”但徐静没有说一句空洞的话，她没有说经济发展不好，也没有说传统文化就一定高尚，她只是客观地呈现了这个“对峙”的瞬间，把思考都凝聚在一个意象里——“光刃刮石刻”。这种“意象说话”能力，是诗人的长项，也是这部报告文学超越同类作品的地方——它不急于给答案，而只是报告。

3、“诗舍的光”收束，完成诗意升华。

书稿完结之时，作者坐在陈玲玲家三楼望向田野，写下了这样一段：

“远处有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一片起伏的海——不对，那是 ‘藜光诗舍'的窗棂反射出来的光，是孩子们在诗教课上写的诗句，是‘诗歌树'上挂着的童诗卡片被风吹动的样子。”

这段文字是全书诗意的高点，也是主题的集中升华。作者的视线从远及近，从实到虚，层层递进：阳光和窗棂——这是人文的、具体的；孩子们写的诗句、诗歌树上的童诗卡片——这是精神的、流动的。多层递进，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升华：从物理的光，到建筑的光，再到精神的光。诗歌是什么？是光。文化是什么？是光。它们也许不像工业的强光那样刺目、那样有压迫感，但它们同样在“闪闪发光”，同样能照亮一片田野、照亮一群孩子的心灵。

“藜光诗舍”的名字本身也很有意味。“藜光”，典出西汉刘向校书天禄阁，有老人吹藜杖照明，授以五行洪范之文，是文化传承、暗中有光的经典典故。作者用这个典故命名诗舍，又用“光”的意象收束全篇，前后呼应，把“诗歌照亮乡村”的主题表达得既含蓄又饱满。

诗性语言并没有削弱作品的纪实品格，反而让纪实更有穿透力。

三、下沉之眼：把镜头对准乡村里的普通人

《大田歌谣》另一个可贵的品质，是作者真正把写作姿态放低，将镜头下沉到乡村的普通人物身上。这里没有高大全的典型，没有符号化的农民，只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他们不是“乡村振兴”宏大叙事里的背景板，而是这部作品真正的主角。

村庄的当家人刘开征，写得立体而不神化。 村支书是带领全村致富的核心人物，但作者没有把他塑造成完美的基层干部形象。作者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作者第一次进村，约好和村支书见面，结果刘开征先是被紧急商务接待拖住。这个缺席的细节，比任何正面描写都更能说明一个经济强村带头人的日常状态——经济的引擎、商海的波澜，一次次把他从“文化”的场域卷走。还有雨中荷花池边的叹息，都让这个人物真实可信。他是“掌灯人”，但也是一个有疲惫、有短板的普通人。

更多笔墨，给了那些“非典型”的普通人。 作品出现的人物，绝大多数不是村干部、不是名人，而是村庄里最普通的一员：陈玲玲，村文化礼堂管理员，眉眼很利索，笑得真诚朴素，她做的平价版新荣记海鲜，构成了作者驻村生活的日常底色；郭姐，村里的文书，戴着眼镜、脸色略显焦虑的中年女人，急匆匆跑来转告消息时欲言又止，满脸为难；刘道渠，参与修谱的乡贤，作者记住的是他颤抖的手指——一个老人在接续家族血脉时的郑重与激动，全在这一个细节里。还有民歌手陈建洋高亢的山歌、刘康杰在工具间击鼓的激情、郑志立在礼堂擦拭大鼓的虔诚……这些人物也许不是村庄里的重要人物，他们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线，只有一个神情、一个动作、一句话语。但作者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样子，因为乡村文化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活在这些普通人身上的温度。

作者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白：我只是那个在适当的时候在场、并有能力将其转化为文字的人。这份谦卑与真诚，是下沉视角的心理基础。她是一个在场的见证者、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正因为如此，村民们才愿意对她敞开心扉，她也才能写出那些真正有温度、有深度的人物。

总之，《大田歌谣》是一部用心写的作品。春夏秋冬的四季结构，让它拥有了乡土的节律与审美的完整性；诗人的语言敏感，让它拥有了审美的高度——那些闪光的意象、诗性的表达，让纪实不再枯燥；下沉的写作姿态，让它拥有了人性的温度——那些被一一记下名字的普通人，让乡村振兴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大田歌谣不是一个人的独唱，而是众人的和声。徐静做的，就是把这些散落在田野里、灶台边、礼堂中的声音一一收集起来，编织成一曲完整的歌谣。

它是大田刘村的歌，也是无数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乡村共同的歌。

（作者：张子影，来源：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