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强省也有短板：去年GDP挤进前十，4个中西部省份研发强度未及平均线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宋珂欣

今年以来，央地共建科创中心推进会在多地接连举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承载全球策源功能，成渝、武汉、西安三个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则分别锚定西南、中部、西北的区域引领功能。

这一密集部署传递的信号明确，通过功能分层，为不同区域确定差异化创新定位。

这一部署所回应的，是创新投入持续加码下，空间集聚与产业方向分化的现实。

中国创新投入总量仍在扩张，创新能力同步提升。日前公布的《202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9288.2亿元，比上年增长8.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2.80%。10月2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185.5，比上年增长6.4%。

总量增长，结构正在分化。时代周报记者梳理31个省份数据发现，对比2024年，研发经费的空间分布并没有随总量增长而摊平，反而在向少数省份、部分行业进一步集中。全员加码的表象之下，区域集聚与产业分化同时存在。

在这逼近4万亿元的研发大盘中，谁在领跑？资金流向了哪些赛道？区域集聚与产业分化并存的格局，如何重塑中国区域创新版图？

谁在领跑？

2025年全国科技创新投入成绩单上，谁在领跑？

从规模看，31个省份研发经费全员加码。广东连续十年居首，突破5500亿元；江苏逼近5000亿元；北京、浙江、山东、上海紧随其后，经费均在2000亿元以上。

规模普涨，分布并不均匀。从投入强度来看，超过全国平均线的仅有7个省份：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浙江、安徽。其中北京的投入强度高达7.1%，而部分省份的投入强度甚至低于1%。

图源：国家统计局

在综合考量研发投入强度、技术产出、高技术产业发展等因素后，《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同样将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6省市列为第一梯队。

图源：图虫创意

不仅区域在集中，赛道也在集中。从研发经费的行业投向看，资金主要流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少数高技术、高利润行业。这些赛道，恰好也是第一梯队强产所在。

不过对比GDP排名可以发现，第一梯队的席位并不按经济体量分配：四川、河南、湖北、福建、湖南都是GDP大省，去年投入强度却均未过全国线。2025年，上述五省投入强度集中在2.03%到2.61%之间，而第一梯队实际水位在3.36%到7.10%之间，两者最高相差一倍以上。

“强度在爬坡，位次难挪动”，并非新现象。

近年来，中西部人口大省的研发强度普遍上行，但在计算各省份排名时仍长期在中游徘徊，与全国均值的差距多年未见明显收窄。同期，头部省份在更高基数上继续上行：广东从3.21%升至3.78%，北京连续多年保持在6%以上，2025年更是达到7.10%。

后发省份在进步，头部省份跑得更快，不同梯队的分层线长期稳定存在。

问题随之而来：中西部人口大省的位次为何长期难以前移？经济大省与科创强度第一梯队名单不完全重叠，这种错位意味着什么？

后发省份陷追赶困境

“区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产业鸿沟’，这种差距不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道差距，曾经是有可能追上的。在上一轮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产业转移中，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后，部分环节向内地转移，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把收入、就业和基础设施逐步拉起来，区域差距随之缩小。

但如今，这条通道正在收窄。

2015年5月，国务院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作出系统部署。

“当年按照这个方向抢先布局新兴产业的地方和企业，已经形成了产业基础。”刘奇洪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道，如果十年前地方政府没有在这些方向上布局，现在再想追赶，难度明显大得多，“缺的不只是资金，还有上一轮形成的产业积累、配套能力和人才基础。”

中西部人口大省位次难以前移，原因正在于此：他们要追赶的不仅是一个指标，而是一整套生态位。

图源：图虫创意

产业代沟落到投入端，首先体现在企业研发主体密度的差距上。

以深圳为例，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九成以上，总量居全国城市首位。华为、比亚迪、大疆等企业的研发投向，大量落在芯片设计、智能驾驶、飞控与视觉算法等环节，既为集成电路设计业创造需求，也为其提供供给。

产业变厚，税基和利润随之扩大，企业又有更多资源投入下一轮研发，由此形成了强省与强产之间的正循环。

但是在后发地区，这套循环还没有完全转起来。

河南是一个样本。2021年河南省R&D经费投入为1018.84亿元。同年，华为年报披露的研发投入为1427亿元，占全年收入的22.4%。

河南省社科院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赵西三曾撰文指出，河南GDP位居全国第5，研发强度全国第18，研发经费仅千亿元，全省研发经费投入规模不及华为一家企业，也低于GDP排名靠后的四川、湖北。投入端偏弱，位次错位明显。

为什么投不上去？根源在产业结构。

河南传统产业占比超过60%，钢铁、化工等行业能耗高、利润薄，吨钢能耗比全国先进水平高10%，行业利润率却不足3%。而在这些利润率不足3%的行业，企业即便有钱，也很难有动力投向周期长、风险高的研发。

转化接口同样偏弱。到2025年，河南技术合同成交额2550.9亿元。反观同处中部的湖北，同年成交额为6121亿元。

中原证券的省际对比报告把这种错位概括为一个循环：创新上不去，产业升级就慢；产业升级慢，供给质量就难提高，承接内外需求的能力也会变弱；需求和税源不足，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就受限，财政金融又难以有效反哺创新和产业。循环一圈下来，经济增速容易放缓，区域竞争优势也会收缩。

这意味着，经济体量大带来的规模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创新优势。

科技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梅永红在去年年底曾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动力是“投资增长、规模扩张和人口红利”这种“短平快模式”，而当中国工业产值占全球30%之后，“这种增长模式显然已经难以为继”。

难以为继的背后，是效率差距。

多个专家统计分析指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只有发达国家的40%—60%。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下，我国通过技术、管理和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效率改善，速度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

对此，梅永红表示，要补齐差距，只能来自于持续的科技进步与创新。

这或许也是国家“3+3”科技创新布局的用意所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瞄准全球前沿，成渝、武汉、西安支撑中西部，各自有其生态位。

但在刘奇洪看来，政策给出的只是方向。“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不存在‘照抄的模板’，发展路径还得因地制宜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