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凯丰公开反驳毛主席,陈云晚年点明:真正反对毛泽东领导的就是博古和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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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遵义会议》专题、人民网党史频道《长征路上博古的艰难转身》《历史性的转折》、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光明日报》纪念凯丰诞辰100周年文章、新华社《遵义会议——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纪念馆官网人物资料、《陈云传》莫斯科之行相关章节、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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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晚,遵义老城子尹路八十七号。

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军阀公馆里,一盏煤油灯把长桌四周二十张面孔照得半明半暗。

这栋房子属于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

此刻客厅里坐满了人,每个人的军装都还沾着江西和湖南的泥土。

他们刚从湘江血战中爬出来,八万六千人打到只剩三万多。

三天之后,这场会议将彻底改写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

但在1月15日这个夜晚,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人先开口。

而那个人——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即将说出一句让整个会场炸开的话。

他的名字叫凯丰。

他要挑战的人,叫毛泽东。



【一】湘江血战之后,红军内部已经没有人相信博古和李德了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这一次的打法跟以前完全不同。

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建议,推行"堡垒主义"政策,每推进一程就修一批碉堡,一步一步往苏区腹地压缩。

国民党军的兵力是红军的七倍,装备更是天壤之别。

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选择了硬碰硬的阵地战来回应对。

博古本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6月24日出生。

他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博古二十七岁。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由共产国际派来担任军事顾问。

两人把红军主力拉到一线阵地上,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拼火力、拼工事、拼消耗。

"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个口号,就是博古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结果是中央苏区的地盘越打越小,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政权,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

当时如果红军能够与十九路军联合,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很大。

但博古和李德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态度,没有积极配合。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之后,回过头来集中全力继续围攻中央苏区。

到1934年春,中央苏区的地盘已经缩小到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了重创,伤亡五千五百余人。

广昌一战之后,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北线防线基本崩溃。

广昌战役从1934年4月10日打到4月28日,历时十九天。

国民党军集中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向广昌推进。

博古和李德调集了红军主力九个师进行死守。

红军在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下修筑堡垒、挖战壕,打了十九天的阵地战。

最终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其中干部伤亡就达一千四百余人。

广昌失守之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彻底打开。

国民党军从广昌、石城、龙岩三个方向向瑞金推进。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的范围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

红军在苏区内部周旋的空间已经完全丧失。

博古和李德这才开始考虑战略转移的问题。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整个中央苏区,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

出发前,博古和李德对战略转移的目标和路线没有做充分的解释。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甚至不知道要去哪里、走多远。

他们只知道要"突围",要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博古和李德把这次转移搞得像一次搬家——带上了所有能带上的家当。

印刷厂的机器、医院的X光机、兵工厂的车床,甚至还有后方仓库里的大米和盐巴。

这些笨重的物资由几千名挑夫扛着,严重拖累了行军速度。

后来伟人批评这种做法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完全没有正规战的样子。

出发的时候,队伍多达八万六千余人。

带上了笨重的印刷机、X光机、造炮弹的机床,甚至还有后方医院的大柜子。

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把红军的机动能力降到了最低点。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红军在广西境内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血战。

蒋介石调集了近三十万军队,在湘江沿线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三天三夜的厮杀之后,红军强渡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的具体过程极为惨烈。

红军先头部队在湘江两岸架设浮桥,后续部队通过浮桥过江。

但由于辎重太多、行军太慢,部队在湘江两岸滞留了两天两夜。

国民党军的飞机不停地轰炸浮桥,地面部队从南北两翼向红军夹击。

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和红八军遭受了最大的伤亡。

红八军团从出发时的一万余人,打完湘江之后只剩一千余人。

这个数字震惊了整个红军。

过江之后,许多老战士站在湘江边上,看着浑浊的江水流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但代价是惨重的——八万六千人的队伍,打完湘江只剩三万多人。

江水被染成红色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队伍。

从福建出发时还活蹦乱跳的新兵蛋子,过了湘江就变成了沉默寡言的老兵。

怨气在堆积。

质疑在蔓延。

从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

伟人在会上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

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要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通道会议之后,红军转道贵州,避免了钻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阵。

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

会议正式通过了伟人的建议,决定向遵义地区挺进,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召开。

会议进一步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下一步强渡乌江,占领遵义。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一步一步,伟人的主张逐渐被多数人接受。

再这么打下去,这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队伍就要被打光了。

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能把这支队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是伟人。

伟人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就被排挤出了军事指挥核心。

他在前面四次反"围剿"中指挥红军取得的胜利,已经是全军上下公认的事实。

第一次反"围剿",四万红军打退十万国民党军,活捉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反"围剿",三万红军横扫二十万敌军,连打五个胜仗。

第三次反"围剿",三万三十三天转战千里,粉碎三十万敌军的围攻。

第四次反"围剿",周恩来、朱德按照伟人的军事思想指挥,仍然取得了胜利。

但博古和李德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伟人那一套"游击主义""富农路线"是不正规的,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从老山界开始,伟人一路上找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一个一个地谈话。

他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条梳理,摆事实、讲道理,争取到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的支持。

王稼祥当时在担架上养伤,腹部的伤口还在化脓。

他听完伟人的分析之后,第一个表态:要开个会,把李德和博古的指挥权撤掉。

张闻天也站到了伟人一边。

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行不通。

周恩来虽然是军事指挥的最高负责人,但湘江一战的惨痛损失让他自己也开始怀疑。

这股暗流越来越汹涌。

博古和李德也在做工作。

而替他们在军队里四处游说、为博古辩护的人,就是凯丰。



【二】从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凯丰为什么铁了心站在博古一边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老关乡三角池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家境普通,父亲靠种田为生。

在萍乡中学读书的时候,凯丰受到五四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潮影响,开始参加学生运动。

1925年夏天,十九岁的凯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武昌中山大学。

在武汉期间,他大量阅读革命报刊,自己也动手写政论文章,还当过校刊的主编。

1926年暑期,北伐军打到萍乡的时候,凯丰回到老家帮忙组织农民协会。

192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12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期学习。

在莫斯科的三年多时间,对凯丰的世界观起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设立的学校。

教材全是俄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教学方法是灌输式的理论训练。

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耳熟能详。

凯丰就是当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之一。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1920年代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的一个坚定支持王明路线的学生群体。

这个名称的由来是一次辩论会——在一次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讨论会上,有二十八个人坚定地站在王明一边。

第二十九个人态度摇摆,被戏称为"半个"。

这个群体回国之后,大多在中共中央担任了重要职务。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都在其中。

但在遵义会议上,这个群体发生了分裂——张闻天和王稼祥倒向了伟人,博古和凯丰站在对立面。

这批留苏学生的共同特点是:理论功底扎实,但对中国农村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切身感受。

博古也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比凯丰早一期。

两人在苏联就认识,回国之后自然形成了政治上的同盟。

1930年秋天,凯丰从苏联回国,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

在共青团系统工作的几年里,凯丰展现了出色的理论宣传才能。

他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主编了《青年实话》杂志。

这份杂志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中央苏区的青年中有很大影响。

凯丰在《青年实话》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述苏区青年的动员、教育和武装斗争问题。

1933年,凯丰还参与了苏区少先队和儿童团的组织建设工作。

他对苏区青年工作的贡献,使他在共青团系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他写了大量文章,论述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设等问题。

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凯丰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到1934年10月长征出发的时候,凯丰的正式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共青团中央书记。

这个职位在中央领导集体里不算最高,但有一个特殊的象征意义。

凯丰代表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布尔什维克"群体。

在博古和伟人的路线分歧中,他的态度具有风向标作用。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之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凯丰多次找他谈话,一讲就是半天,要他在会上支持博古。

聂荣臻没有同意。

凯丰又找了其他一些人做工作。

但他能拉到的支持者少得可怜。

湘江战役的惨败已经用三万人的生命给出了答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是行不通的。

绝大多数红军将领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

但凯丰不这么看问题。

在他的思维框架里,军事路线的对错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打几个败仗就能推翻的。

伟人那一套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在喝过洋墨水的"布尔什维克"看来,本质上是农民的实用主义。

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战争应该是正规战、阵地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城市武装起义。

凯丰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教官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偏离这个理论的做法都是机会主义。

这种根深蒂固的理论偏见,为他在遵义会议上的那番发言埋下了直接的引线。



【三】遵义会议的三天,主报告、副报告和一份石破天惊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柏辉章公馆的二楼客厅召开。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六人:伟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四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七人参加。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

总共二十人。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博古作为会议主持人,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博古在报告中把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太差、白区群众工作做得不够等客观因素。

他几乎没有提到自己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

紧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

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同时他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然后,张闻天站了起来。

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按照会前与伟人、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提纲,系统地批判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这份反报告的草稿,是伟人、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在从贵州到云南的行军路上反复商量出来的。

王稼祥当时因为腹部伤口未愈,躺在担架上随队行进。

伟人也因为长期劳累,身体状况不好。

两个人的担架并在一起走了好几天,一边走路一边讨论。

张闻天加入之后,三个人的意见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

张闻天在会上用他那流畅的文笔,把这份文件念了出来。

念完之后,会场沉默了几秒钟。

张闻天的反报告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因为张闻天本人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他的反戈一击,比伟人的批评更有分量。

这意味着博古的理论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分裂。

坐在门口的李德听到伍修权的翻译之后,脸色铁青,不停地抽烟。

然后伟人开口了。

伟人的发言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他逐条驳斥了博古在主报告中列举的种种客观理由,指出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三个阶段的严重错误:先是冒险主义,主张打阵地战、打正规战;然后是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最后是逃跑主义,长征开始后搞大搬家式的行动。

伟人的发言切中要害。

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李富春等人接连表态,支持伟人和张闻天的意见。

朱德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如果这样的路线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走了。

王稼祥在担架上直接表态: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不行了,应该让伟人出来指挥。

周恩来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发言,全力推举伟人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

会场的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伟人一边。

就在这个时候,凯丰站了起来。



【四】二十八岁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众发难,直斥伟人不懂马列主义

凯丰的发言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会场。

他直接质疑伟人的理论水平——伟人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这句话在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

在座的人都听出来了,凯丰这是在替博古辩护。

但他的辩护方式跟一般人不同。

他不跟你讨论具体哪个仗打得对不对,哪个决策有问题。

他直接从理论根目录上否定你——你伟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在1935年的中共中央内部,这种攻击有它的土壤。

从莫斯科回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天然就带着一种理论上的优越感。

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而伟人在井冈山搞的那一套,不过是山沟里的经验主义。

伟人听完凯丰的话,没有发火。

他后来对人回忆说,当时他反问了凯丰一句——你说我看了《孙子兵法》,那你自己到底看过《孙子兵法》没有。

凯丰答不上来。

他从头到尾没有读过《孙子兵法》。

他只是听别人说伟人打仗喜欢引这本书,就想当然地拿来当靶子。

这个细节后来被伟人多次提起。

1962年,伟人对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回忆遵义会议时,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

但凯丰没有因为这个小插曲就退缩。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虽然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但他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

在他看来,军事路线错了可以通过讨论来纠正,但组织上的人事变动是另一回事。

博古也没有完全认错。

他在总结发言中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态度上保留了不少。

李德更是态度强硬。

他坐在门口的位置上,一边听伍修权翻译一边抽烟,完全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

三天会议结束的时候,结果已经明朗。

会议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选举伟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这些决定是在大多数人支持下通过的。

但在"支持伟人"的主流声音中,有两个人始终没有表态赞成。

一个是博古。

另一个就是凯丰。

1月17日深夜,会议结束。

所有人陆续离开了柏辉章公馆。

陈云没有马上走。

他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拿出纸笔,把三天来每个人的发言要点、态度倾向和最终决定,逐条记录下来。

这份记录后来被称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陈云写完之后,在1935年2月至3月间的行军路上,拿着这份提纲向红军部队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1935年6月,陈云受中央派遣,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转道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

那份手稿,被他随身带到了莫斯科。

此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这份手稿被锁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中,无人问津。

1956年,苏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

中央档案馆派人赴莫斯科接收了这批材料。

那份手写稿就在其中,但没有标明作者,也没有成文时间。

而当1982年那份手写稿的复印件送到陈云面前时,八十二岁的老人只看了一眼就说了三个字——"这是我写的。"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份被封存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手稿里,记录着一个被长期模糊处理的事实。

而当陈云亲手翻开那份手稿的原文,看到那段用毛笔写下的、被时间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字时——

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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