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周扒皮”半夜学鸡叫，为的是让长工多干活；“南霸天”称霸一方，靠的是暴力与特权。这两个文学符号之所以几十年后仍扎在人们的记忆里，不是因为故事讲得好，而是因为那种“把人不当人”的剥削逻辑，换了衣服还在走。我对当前以“老人倒了扶不扶”为代表的道德滑坡现象是非常担忧的，若把“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推上神坛，同时又卸下道德约束，这个社会就必然批量生产新一代的周扒皮和南霸天。区别只在于，过去靠半夜鸡叫，如今靠算法黑箱。
效率为谁而设？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摆在那里：索罗斯直言那是“掠夺式、强盗式、野蛮的”，资产从国家手里转出去，接住它的是少数掌握资金和信息的人。我认为：私有制就是“制度化了的丛林法则”，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掌握分配权，谁就能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效率本身没有错，但当效率的定义权垄断在资本手里，“效率最大化”就会自动翻译成“榨取最大化”。这种榨取在当代找到了比“半夜鸡叫”更精致的形态。
比如平台经济中，算法调度和数据监测已构建起一套分布式、隐形化的规训体系，劳动者表面上的“自由”，实则是“对平台规则的持续服从与内在化遵循”。部分平台通过“去劳动关系化”把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资本控制强化了，劳动保护却弱化了。外卖骑手被算法压缩的配送时间逼着闯红灯，小微商家被平台抽成增长直至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局。周扒皮学鸡叫，好歹还要自己爬起来；算法连叫都不叫，直接把“多干活少拿钱”写进了系统底层。道德在这里不是被忽略，而是被“技术中立”“效率至上”的话语系统性地清除了。
利润最大化的危害也是如此。当利润最大化被推到极致，劳动所得被压到最低，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找不到足够的购买者。现在许多工厂都追逐时代的潮流，使用机器人代替自然人，也的确实现了“利润最大 化”，但问题是，人们都失业了，腰包瘪了，你生产出的产品卖给谁呢？这样的消费不足不是“市场波动”，而是分配结构被资本单方面决定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财富集中到极点，社会就会变形：资本会控制舆论、绑架政策、收买规则，所谓被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选择，往往不过是资本意志的别称。每一次金融泡沫崩塌、每一轮“加班猝死”的新闻，都被轻描淡写为“市场规律”和“正常竞争”，可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被压着负重前行的人。当多数人的购买力被系统性抽空，危机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只等某个链条断掉后爆发经济危机。
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效率”本身，也不在于“利润”本身，而在于道德约束的缺位让效率与利润失去了方向。资本若不被约束，科技也会异化；AI、算法、平台表面中性，一旦被贪婪驱动，就会成为新的统治工具，人的价值被压缩成流量和数据。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我们有反思能力，有超越本能的道德追求；动物不会质疑丛林法则，人类会。
私有制搞了几千年，换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皮，丛林法则的内核并未自动消失。效率可以计算，利润可以计算，唯独“把人当人”这件事，算不出来，只能选择。选择继续让道德在利润表上归零，周扒皮和南霸天就会以“企业家”“平台”“创新者”的名义批量返场；选择把道德重新嵌回效率与利润的定义之中，经济才可能跳出那个“繁荣—榨取—崩塌—再繁荣”的周期。这不仅是经济学的选择，更是一个社会还愿不愿意把自己称作“人的社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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