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克：1700—1820年广州贸易的多重映像

下文为范岱克、卫思韩为《广州贸易史（1700—1840）：公司与商行以外的私营商人》所撰导论，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导　论

从1750年到1840年，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欣欣向荣，更加拥挤不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些变化逐渐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源分配格局，这种格局是过去许多帝国和早期近代欧洲商业秩序的典型特征。新的秩序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为私营公司，也包括在美洲新建立的国家和英国及其殖民地新出现的组织、消费和生产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增长空间。蒸汽动力的应用，特别是在航海上的应用，带来了这些变化，但是这一直要到1830年左右才影响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从17世纪早期，尤其是从1750年开始，帆船贸易的增长更为迅速，把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口不断增长，“本土化”“消费主义”和各种新的政治形式层出不穷。垄断贸易公司和帝国权力分配的机制曾经发挥了最好的作用，也一直保持着稳定，或者说变化得非常缓慢，但是它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革命的发生、新国家的成立和私人贸易的无序发展都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来自遥远国度的新消费品随处可见：印度纺织品、咖啡、茶、巧克力、香料、糖，等等。1800年后，太平洋地区新的贸易和资源，从皮毛到鲸鱼再到海参，在很大程度上都超出了国家和垄断公司的控制能力范围。

广州，外国游客称之为“Canton”，在这里我们也称之为“Canton”。它成为这些变化漩涡中的一个重要的中心。17世纪末，所有被扔进波士顿港的茶叶，或是充满着王室丑闻和宣扬革命思想的巴黎晚宴上精美瓷器中被啜饮的茶叶，都是从广州运来的。与波士顿、伦敦、巴黎等地的印度棉花贸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导致印度对棉花生产采取了非常积极的监管措施，我们知道，在1800年以前，甚至还没有一个欧洲商人去过中国的茶叶种植区。在那里，有固执独断、注重现实，经常与权臣和皇帝交流沟通的官员，有组织严密、勤劳能干、诚实的种植者、加工者和商人，还有那些外国商人，他们逐渐敬佩中国同行的可靠性，并在广州逗留期间获得美好的居住、饮食和购物体验。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这一套互利机制的形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学者对广东贸易的理解和研究有了显著的进步。当卫思韩教授在1985年第一次访问广州时，他发现，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大家把很多精力都花在了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上，但是对于广州贸易的研究却是举步维艰。要学习多国语言，要去外国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还要学习外国历史，这一切似乎都让人望而生畏。从那时起，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都为这一显著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广州本地的主要学者，他们开始利用世界各地的档案和收藏品，还组织召开了许多国际会议，这本论文集里的一些章节就是出自这些国际会议的论文集。

在对广州贸易的研究中，欧美前辈学者有充分的理由把研究重点聚焦在大公司的贸易上，从而把私营贸易留给后人研究。欧洲档案馆保存了这些公司关于贸易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以统一的格式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并总结出了货物实际流动的大部分规律。这些公司试图跟踪并报告竞争对手的贸易情况，因此他们的记录为研究其他公司和亚美尼亚人、巴斯人、犹太人、希腊人、南亚穆斯林以及中国的私营商人提供了线索。18世纪末，在印度的欧洲私营商人，尤其是英国的私营商人，在中国贸易中变得越来越活跃。向中国商人提供的贷款主要来自这些公司，以及公司雇员和私营商人的网络，这是当时中国贸易动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公司的记录往往秉持客观的态度，由董事会负责撰写，供董事们阅读参考。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那些公司的雇员，他们是以更为私人化的方式来写作的，比如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关于他的历史，卫思韩教授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讨论。当我们发现更多的私人著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查尔斯·德·康斯坦特（Charles de Constant）在那个最腐败的时代对中国人提出的严厉批评；丽莎·赫尔曼发现瑞典三角关系，以及许多其他线索，其中就包括卫思韩教授对波伏尔（Poivre）和奥斯贝克（Osbeck）的讨论；有的线索与“自然史”研究相关，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线索是关于欧洲对外来植物的兴趣的，范发迪（Fa-ti Fan）在《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和文化的相遇》（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一书中对这个主题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后，中国种子和植物的出口，包括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成功地将茶树和中国茶叶生产技术带到印度，最终改变了世界。

公司的这些记录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允许公司雇员进行私人许可交易的详细信息。这些数据资料在上述的早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但是，与这些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来华私营商人的数据资料却寥寥无几。

这种许可交易对于那些高档商品，比如高档茶叶、高档瓷器和其他可在广州购买的各种各样出口艺术品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这些公司很少买卖这些商品。正如莫家咏在第四章中描述的那样，绘画、漆器、瓷器、栩栩如生的小肖像雕塑品等，大多是通过私人贸易购买的，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那些要在澳门度过贸易淡季（大约2月至6月）的人，我们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那里过着轻松闲适的生活。正如戈登（Godden）和许多其他学者所阐述的那样，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包含了许多详细的清单，其中列出了公司雇员在广州购买的物品，这些都是许可交易的一部分。许多购物清单的时间都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其中一些已经出版了。

在第二章中，广州贸易向我们展示出极强的多样性，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面孔。我们会发现“摩尔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巴斯人、犹太人和东南亚人”以零散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但是这里面却蕴含着一些重要的意义。传统上，我们是根据船上悬挂的国旗来定义国际贸易的，这种传统方法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实际情况的理解。许多为这些航行提供资金的个人都在印度或东南亚，他们只是雇用欧洲人来运输货物和指挥船只。当时中国的海关官员和今天的历史学家依旧按照这种逻辑，以他们船上悬挂的国旗来区分这些船只所属。这就让这些贸易的真正主人们隐藏在背后了。我们只有找到更多关于这些“模糊面孔”的历史才行，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对商业的影响。

史苏珊（Schopp）首次讨论了1698年至1833年法国在华的私营贸易。法国是欧洲最早向私营公司开放中国贸易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是各大法属东印度公司的存续时间不长，而且第二和第三公司时间相隔较远，凡尔赛宫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紧张。史苏珊认为，中法贸易始于私营商人，法国东印度公司有限制地将其垄断权出租给这些私营商人。她还证明，从1770年到1785年间，法国东印度公司没有从事对华贸易活动，中法贸易完全由私营商人进行。从1770年到1778年间，共有40艘法国私人船只抵达黄埔，平均每年超过4艘。正如范岱克教授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法国私人船只的大量涌入，打破了这种平衡，在广州形成了私人贸易开始与公司贸易竞争的格局。

当然，与这些外国商人做交易的就是中国商人。莫家咏的文章生动地向我们讲述了广州的中国店主，以及他们吸引顾客进门购物消费的神奇能力。尽管一些外国客人对这些人持相当消极的态度，但莫家咏却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多数客人可能对他们购买的物品和购物的体验非常满意。为了保持商业竞争力，重复销售、质量保障、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良好的客户关系对这些店主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广州接待外国客人的一百多个中国店东其实也是私营商人，只是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罢了。

为了在广州、澳门度过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对许多人来说，除照顾生意之外，社会交往、爱情和友谊也一样重要。丽莎·赫尔曼回顾了一位瑞典商人在17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中国期间的爱情罗曼史，以及在贸易活动之外他所面临的问题和一些担忧。在她的文章，以及高德斯坦和考克斯的文章中，我们会发现，如果投资稍不明智，从中国贸易中赚取的财富就可能来得快，去得也快。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贸易的持续增长主要依赖于向中国商人和生产者提供的信贷；这成为1755—1760年“债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韩洁西跟踪研究了一些英国私营商人在印度的活动，以及他们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中国的贸易活动。英国对印度的掠夺给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带来了大量用于借贷的新资金，他们在处理债务时对待借款者的态度也是越来越不耐烦。中国的借贷利率很高，高收益和高风险往往相伴并存，当风险超过了收益，外国私人投资者就会面临着相当大的损失。这对在广州处理这些私人问题的中国官员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外国人会尽一切努力，不惜动员军事力量，向贸易管理部门施加压力，来收回债务。

1784年，美国商人进入中国后，极大地推动了私人贸易的发展。正如范岱克教授所言，随着美国商人的涌入和越来越多的私人船只从印度抵达，从1788年开始，公司和私人船只之间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高德斯坦和唐一明都提供了美国商人参与中国贸易的案例。高德斯坦认为，内森·邓恩对中国人和他在广州的经历印象深刻，所以在回到美国后，就设立了一个致力于向人们介绍中国文化的博物馆。虽然这对熟悉历史的人来说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高德斯坦文章中的邓恩和唐一明文章中的沃伦·德拉诺之间的对比，却让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去理解对华私营贸易的这段历史。

邓恩非常不喜欢鸦片贸易，并不断地公开反对鸦片贸易；沃伦·德拉诺却通过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大发横财。他们两人都带着大约20万美元的钱财返回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获得这笔财富的方式却截然不同。鸦片进口数量的攀升是从1770年代的功能性相互调适，最后发展到1840到1842年那场战争灾难的一个主要因素。而鸦片进口贸易主要是由私营商人来经营的。唐一明将德拉诺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并向我们展示了他和他的同伙是如何应对鸦片贸易的打击的。

这些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人都以个人身份在广州受到欢迎。他们与大型的东印度公司一起参与到对华贸易中来，都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权。私营商人经营的产品可能会在他们到访的其他港口受到限制，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广州的采购决定。然而，当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只要货物是合法的，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出售和购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在广州，控制价格、商品和市场准入的垄断是绝对不允许的，除在中国其他港口有贸易条约保护的俄国人和日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拥有平等的贸易特权，绝对不会有国籍、宗教或民族等方面的偏见和歧视。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这种贸易始终有一个内在的问题，那就是对贸易的监管不够严格。外国投资者涌入广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是为了利用中国境内外利率差来赚取利润。许多外国人也在投资广州到东南亚的帆船航线，每年可以赚取40%以上的利润。虽然这笔钱有助于经济增长，并推动贸易持续发展，但它却导致了许多行商的破产。只有在这些活动造成危机后，官员们对这些情况才有所了解，政府不得不介入并处理出现的问题。在1836年以前，由于走私贸易非常容易，几乎没有被抓住的风险，所以鸦片贸易的增长非常可观，最终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引发后续的贸易崩溃。如果对这些贸易活动进行更好的监管的话，或许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后面几章中所举的许多例子都表明广州在贸易上的盛名确实是实至名归，正如米尔本（Milburn）所说：

广州贸易尽管规模巨大，却以一种惊人的规律不停运行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贸易都无法如此轻松地进行，也不能如此迅速地将货物交付给外国商人。

最后，我们期待着参与本书撰写的同事们能进一步做出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以及找到更多关于私营商人的数据资料以资利用。因为我们才认识到，他们对于日益发展的广州贸易的金融体系，以及处于不同时代里错综复杂的个人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范岱克　卫思韩

——摘自[美]范岱克、[美]史苏珊编，俞强译：《广州贸易史（1700—1840）：公司与商行以外的私营商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