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在崇祯17年，大明王朝到了最后的时候。皇帝看着没有钱的国库感到为难，满朝的文武官员穿着旧衣服说自己没有钱。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了，实际上还有别的情况。这不只是朝代的更换，也是一场关于分钱的大的骗术。当上面的有权的人在地窖里数钱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却因为没有了粮食而走上没有路可走的地步。
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需要把明朝看作一家开了两百多年的大公司。老板是皇帝，高管是权贵，工人是百姓。公司快要破产了，账面上只有几十万两银子。老板找高管借钱来救急，高管们一个个都说自己穷。可是转头看的时候，他们地窖里藏的银子有千万两。老板没有办法，只能扣掉工人的口粮来补这个窟窿，最后让工人没有希望而放火，烧掉了整个工厂。
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有1种特殊的利益结构。皇帝治理国家需要依靠官僚和地主，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在开国初期因为人口少而且荒地多，所以矛盾不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皇族人口从几十人增加到了十几万。山西和河南等地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支付当地宗室的生活费。这些特权阶层可以合法免税，并且通过兼并土地让自耕农避税，这导致国家能收税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少。
财富在少数人手里，他们也不承担财政责任。所有的开支压力都转到了底层百姓身上。皇帝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不敢动这些权贵。因为国家机器靠他们来运转，如果动了他们的利益，政权可能马上就会垮掉。这种担心后果的心态让历代皇帝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都选择了牺牲底层来保持表面的稳定。
在历史上有不少人尝试过做出改变。宋朝的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税法，想要按照实际的土地来收税。但是士大夫阶层联合起来表示反对，执行的官员也在中间制造麻烦，把成本转给农户，变法最后没有成功。明朝的张居正清理和测量田亩，从权贵手里找出很多隐藏的土地，国库有一段时间变得充足。可是他去世以后马上被人追究责任，家里的财产被没收，家属因为没有食物而失去生命。这些不好的经验让后面的统治者不敢再去动权贵的利益。
在和平时期，人口变成原来的2倍，人均耕地变少，百姓抵抗风险的能力很低。朝廷有财政缺口，就把钱全部摊派给在册的自耕农。这叫做黄宗羲定律，本来合并杂税是为了减轻负担，但是官僚成本没有降低，不久之后又加派新的税。地主再把负担转嫁给佃户，百姓受到朝廷赋税和地主地租的双重盘剥，生存空间被挤压到极限。
政府的信用也随着变坏。赈灾的公文变成没有用的纸，催税的官差却拿着刀到家里来。在这个时候，小冰河期到来，北方有连续的大旱和蝗灾。朝廷不但不减少税，还因为打仗的事多收辽饷、剿饷和练饷。百姓闹事让军费变多，军费变多让税增加，税增加又让更多百姓闹事，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循环。
对于百姓来说，种地交税会死，逃荒也会死，不如造反找一条活路。起义军攻入北京后，从那些曾经说穷的勋戚、太监和朝臣家中，通过拷打追缴出7000多万两白银。这笔钱等于明朝好几年的财政总收入。事实让人感叹，大明不是因为没钱而亡国，而是钱都在不该拿的人手里。上层不愿意拿出自己的利益，最终只能由底层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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