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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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东史郎日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史料、人民网、央视网、中新网公开报道
1937年冬天，南京城飘着冷雨。
天空压得极低，仿佛一整片灰黑色的云，沉沉地扣在金陵城头上。
长江水面浮着一层又一层尸体，血水顺着江岸渗进泥土，把江滩染成触目的暗红。
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在短短六周里倒在日军屠刀之下。
六周是什么概念？
放到今天，就是一轮盛夏的蝉鸣，就是一整个暑假的长度。
可在那短短的几十天里，曾经繁华的六朝古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场浩劫发生之后漫长的几十年，西方世界几乎听不到这段苦难的声音。
很多欧美人听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烈，却完全不知道南京发生过什么。
日本右翼拿着大把资源，在海外不断发声，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故事，是刻意编造的谎言。
他们出书、办讲座、投广告，一层层地把这桩血淋淋的事实，抹成模糊的影子。
就在这样一片沉默和歪曲里面，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姑娘站了出来。
她不是历史专业的学者，手里没有庞大的团队，没有充足的经费，没有官方撑腰。
她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自由撰稿人，靠着一支笔、一台打字机过日子。
可她偏要逆流而上，决定替三十万埋在金陵泥土里的亡灵说话。
她的名字叫张纯如。
很多人熟悉她的结局，36岁那一年，她坐在加州郊外自己的白色轿车里，扣动扳机，永远告别这个让她痛苦不堪的世界。
一个那么年轻、那么有才华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大洋彼岸的日本，同样有一个人，和她走在同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上。
这个人曾经就是侵华日军当中的一员，他亲手见过南京城内的屠杀，晚年撕开自己的过往，公开日记，一次次来到南京低头谢罪。
他和张纯如，来自两个对立的阵营，背负着完全不一样的出身枷锁，却选择守护同一段历史真相。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受害者族群的后代，一个是施暴者群体里觉醒的老兵。
他们都被本国的极端势力谩骂、恐吓、围堵，都在漫长的对抗里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重压。
一个被当作出卖国家的叛徒，一个被当成惹是生非的疯子。
你会不会好奇，一个在战火里拿过枪的日本士兵，为什么愿意背叛自己当年所属的集体，站出来戳破谎言？
张纯如耗尽生命写下的那本书，到底在西方世界掀起了怎样的风浪？
两个相隔千里、素未谋面的人，他们坚守的道路，又藏着怎样相似的孤独？
这篇文章，我们慢慢把这段被很多人忽略的故事完整铺开。
【一】太平洋对岸长大的女孩，心底早早埋下一根刺
张纯如出生在1968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她的父母都是从中国去往美国求学的知识分子，祖籍江苏淮安。
她的父亲是哈佛大学博士，母亲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家里随处堆着书。
她成长的环境，是标准的美式中产家庭。
说英语、读美国课本，身边的同学大多不了解遥远东方的近代苦难。
他们以为中国是地图上一个大大的轮廓，以为战争离自己很遥远。
但她家的餐桌，和别的家庭不一样。
晚饭闲聊的时候，父母会断断续续给她讲故土上发生过的灾难。
长辈们经历过战乱，逃亡路上见过轰炸、流离、饥饿。
南京大屠杀这个名字，很早就钻进了张纯如的耳朵里。
只是那个年纪的她，听到的只是零散的讲述，没有见过照片，没有读过一手史料，苦难隔着一层朦胧的雾。
她隐隐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过一场很大的灾难，死了很多很多人。
可到底死了多少人，那些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全世界都不怎么提起，她一概不知。
父母反复跟她说，这段历史不能忘掉。
忘掉苦难，苦难就有可能再次降临。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早早钉进她心里。
小时候的张纯如，心思敏感，喜欢文字，早早定下要做记者、写故事的目标。
她迷恋笔下的力量，相信一个好故事能够唤醒人、改变人。
她读书成绩很好，后来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报社，做文字记者。
她写得一手好文章，笔触细腻，观察敏锐，很受同行认可。
她报道过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见过人性的温暖，也见过人性的凉薄。
她原本可以走一条安稳顺畅的人生道路。
写轻松的报道，拥有稳定的收入，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在阳光充足的加州平静过完一生。
她甚至已经在那片温暖的土地上安了家，日子看起来平和而美好。
改变她人生轨迹的那个瞬间，发生在1994年的冬天。
加州圣何塞举办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小型展览。
张纯如跟着华人社群的朋友前去参观。
她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社区活动，看看照片、听听讲解，花不了多少时间。
展台上摊开一沓黑白照片。
没有修饰，没有遮掩。
那些照片里，是被砍下的头颅、堆积如山的遇难者遗体、被摧残的妇女、被捆绑等待枪杀的平民。
那一瞬间，她整个人僵住了。
此前她只在家人嘴里听过南京惨剧。
直到这一刻，冰冷的图像砸到眼前，她浑身发冷，久久站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后来在书里写过，那一刻她才真切意识到，南京大屠杀不是遥远传说，是真实发生过的地狱。
那样的惨状，就真真切切地落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
还有一件事，狠狠刺痛了她。
她翻遍当地图书馆，找英文书籍，几乎找不到一本完整、系统介绍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书架上一排排关于二战的书，讲欧洲战场、讲太平洋战争、讲纳粹集中营，唯独没有南京。
奥斯维辛的史料、书籍、纪录片在欧美随处可见。
发生在南京的这场人类浩劫，在英语世界几乎处于空白。
日本右翼借着这个空白持续造势。
他们在海外出书、办讲座、游说议员，不断对外宣称南京死亡人数被夸大，屠杀情节是中国人刻意编造。
谎言在自由传播，真相却沉默无声。
张纯如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她要写一本书。
一本写给西方人看的书。
她要把1937年南京城里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记录下来，送到全世界读者面前。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她就再也回不到从前轻松安稳的生活。
她心里清楚，这条路布满荆棘，前方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人。
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那一年，她26岁。
【二】奔赴南京，在盛夏寻访幸存者破碎的记忆
写书的计划定下之后，张纯如立刻开始行动。
她要两条线同步搜集证据。
一条在美国各大档案馆翻阅战时文件、外交记录、外籍人士留下的书信。
一条亲自去往南京，寻找大屠杀幸存者。
她不是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人，她知道，真相必须面对面去听，去感受。
1995年夏天，27岁的张纯如独自跨越太平洋，踏上中国土地。
南京的盛夏闷热潮湿，空气闷得人喘不过气。
树上的知了叫得撕心裂肺，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头顶，晒得柏油路发软。
她跟着纪念馆的专家，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
她去到当年的丛葬地，踩过掩埋过无数尸骨的泥土。
她蹲下身，看着脚下这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土地，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酸楚。
她坐在狭小的房间里面对面，听幸存者讲述六十多年前那几天的遭遇。
很多老人已经年迈，记忆碎片一样散落在脑海里。
开口讲述的瞬间，几十年前的恐惧会重新攫住他们。
有的老人讲到家人惨死，话说一半就失声痛哭，浑身止不住发抖。
那是一种跨越几十年的、没有消退过的痛。
张纯如不催促，不打断。
她安静坐着，耐心等待老人平复情绪，仔细记下每一个细节，对照地图核对地点，交叉比对不同幸存者的口述。
她在笔记本上画满线路图，一笔一笔标出屠杀发生的位置、逃生的方向、遇难的人数。
同行的国内学者记得，那段时间张纯如发着高烧，体温三十八度多，依旧坚持白天走访，晚上在办公室整理采访素材，敲键盘到深夜。
她咬着牙，把病痛死死压下去。
她不仅仅记录屠杀场景。
她还顺着线索，去寻找当年留在南京、保护难民的外籍人士留下的记录。
很多人不知道，正是张纯如的持续寻访和联络，推动尘封多年的《拉贝日记》重见天日。
约翰·拉贝，当年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一个德国商人。
在屠城最黑暗的时候，他和其他外籍人士开辟安全区，庇护了二十多万中国难民。
拉贝写下厚厚的日记，把日军每天的暴行一一记下。
那些文字，是鲜血里长出来的证词。
拉贝去世之后，这份手稿一直由他的后人保管，很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
张纯如多方写信、托人辗转联系拉贝的外孙女，反复沟通，说服对方拿出祖辈留下的手稿。
一封封信寄出去，一次次碰壁，她始终没有放弃。
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国公开，全世界再添一份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除了拉贝，她还深挖魏特琳的记录。
魏特琳是美国传教士，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大量妇女，最后因为目睹太多惨剧，精神崩溃，选择结束自己生命。
她用生命护住的人，换不回她自己活下去的力气。
张纯如把这些外籍见证者的故事，一并放进自己的写作框架里。
她手里的证据越来越扎实。
幸存者口述、日军士兵记录、第三方外籍人士日记、当时外媒电讯、军方档案，一层层互相印证。
这条证据链，环环相扣，牢不可破。
写作的过程，就是日复一日浸泡在无边黑暗里面。
普通人只是偶尔翻看几张历史照片，都会难受很久。
张纯如连续几年，每天反复阅读、整理、核对这些充满血腥、暴力、绝望的材料。
她会看见文字描写里孩童被杀害，女性被凌辱，俘虏被集体机枪扫射。
那些画面在她脑海反复回放，挥之不去。
她白天写，晚上写，梦里也逃不开那些尖叫和哭喊。
身边的朋友察觉到她的变化。
她变得容易失眠，情绪起伏很大，常常陷入低落。
有时候说着说着话，眼神就空洞起来，仿佛被什么东西抽走了魂。
只是那个时候，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还低估了这份沉重会给她带来怎样长久的伤害。
【三】一本书引爆西方，随之而来的汹涌恶意
1997年，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正式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一上市，立刻掀起巨大波澜。
它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连续在榜单停留三个多月，接连加印，很快卖到近百万册，陆续翻译成十多种语言，流向全球几十个国家。
无数从来没有听过南京大屠杀的欧美读者，第一次通过这本书，知道1937年在中国南京，发生过一场规模骇人、长久被遗忘的屠杀。
很多西方读者读完之后震惊不已。
他们不敢相信，二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惨剧。
有人读到一半读不下去，有人合上书久久说不出话，有人连夜给作者写信。
这本书打破了日本右翼几十年苦心营造的信息壁垒。
右翼势力暴怒。
他们不能放任这本书在西方持续传播，不能任由张纯如把真相送到普通人眼前。
各种各样的攻击，从各个方向涌向张纯如。
公开的学术抹黑一篇接一篇出现。
有人写文章挑细节，吹毛求疵，质疑她史料的准确性，试图全盘否定书中内容。
有人歪曲她的原话，断章取义，把她塑造成一个哗众取宠的骗子。
私下里的威胁更加阴冷。
骚扰邮件、恐吓电话源源不断打进她的家里。
匿名信件里面充满恶毒的咒骂。
有人放出话，要让她付出代价。
半夜响起的无声电话，寄到家里的刀片，一封封写满诅咒的纸张，全都砸向这个柔弱的女子。
她走到哪里演讲，右翼的抗议人群就跟到哪里。
演讲现场有人故意起哄、打断她发言，拿着小册子宣讲否认大屠杀的论调。
台下嘘声一片，台上她独自站着，一字一句把真相念完。
张纯如没有退缩。
她持续在美国各地奔走，参加讲座、论坛，面对质疑者，拿出档案、照片、幸存者证词一条条回应。
她坚信，只要真相持续被讲述，谎言就不能完全遮蔽历史。
可威胁没有停下。
她开始出现强烈的不安。
出门会下意识留意身后有没有人跟踪，收到陌生信件会紧张，晚上很难安心入睡。
那种被人盯上的恐惧，像一根细线，紧紧勒在她心口。
精神压力一层一层堆上来。
她患上抑郁症。
病情时好时坏，需要依靠药物稳定状态。
药物的副作用又反过来折磨她的身体，让她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落。
她没有停下写作。
在《南京浩劫》之后，她开启新的写作计划，准备去挖掘二战时期菲律宾战场的美军战俘故事。
这份新的研究工作，同样充斥着残酷的战争记录，继续消耗她本就脆弱的精神。
她又一头扎进新的地狱里，去读那些战俘被虐待、被折磨、被杀害的档案。
她的家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她睡眠严重紊乱，情绪会毫无征兆地跌入谷底。
有时候前一刻还在正常交谈，下一刻就被巨大的无力感吞没。
很多读者只看见她站在台前，冷静有力地讲述历史。
很少有人看见，落幕之后，她独自扛着恐惧、创伤、失眠，一点点被压垮。
她就像一个独自站在狂风里的人。
手里举着一盏灯，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随时要把火苗吹灭。
灯是她燃起来的，可风也全是冲她一个人来的。
张纯如的痛苦，藏在光鲜的畅销书光环背后。
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她一个人蜷在黑暗里，反复消化那些撕心裂肺的画面。
她的抑郁症越来越重。
药物带来副作用，噩梦不断缠绕她。
右翼的威胁从来没有停歇，恐惧扎根在她心底。
她曾经对亲近的人说，自己一直活在恐惧之中。
那不是矫情，那是一个被围猎的人真实的处境。
她见过太多人性最黑暗的模样。
长期浸泡在屠杀、背叛、欺骗的史料里面，她对人类本身慢慢生出无力感。
她明明点燃一束光，可黑暗庞大无边，仿佛永远都烧不尽。
她开始频繁地想到死亡。
夜里，那些被砍下的头颅、堆积的尸骨、绝望的眼神，像潮水一样涌进她的梦里。
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替三十万亡灵讨一个公道。
可这份公道，她一个人扛得太久太久了。
支撑她的那根弦，已经细得快要崩断。
就在她几乎要被黑暗吞没的时候，她并不是孤身一人。
在看不见的大洋彼岸，还有另一束微弱的火，正固执地燃烧着。
那个火的主人，和她素未谋面，甚至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
他站在她完全相反的阵营里，拿着当年最残忍的武器。
可他却选择转过身来，用自己的一手日记，从敌人的内部，替同一段真相作证。
他同样被本国的人唾骂、围堵、逼上绝路。
他同样在无数个深夜里，被愧疚和悔恨反复撕咬。
两个相隔万里的人，一个把真相写进英语世界，一个把罪证从黑暗里挖出来。
他们像两条奔向同一条河的支流，谁都没有见过谁，却流向了同一个方向。
张纯如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也不知道，大洋彼岸有一个36岁的姑娘，正和他一样，被历史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
她撑到2004年11月的那个清晨，终于撑不住了。
而那个和她同路的日本老兵，此刻也正被自己国家的刀锋，一点点逼向深渊。
等风浪彻底掀翻那一刻，两个孤独斗士的结局，会让所有人都惊得说不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