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不该对机器人征税

有关作者

哥大金融硕士，福特汉姆大学MBA

干了十年PE，混过华尔街，管过上市公司产业投资部，前百亿私募合伙人，现在自己出来发股权投资基金了，欢迎咨询合作‍

在小某书和某音同步更新视频，同名

人间正道是沧桑，默默地嚣张~

对机器人征税这事儿，大家吵来吵去，很多争论其实都没聊到点子上。反对者最常用的逻辑是：如果替代人工的设备都要征税，那么蒸汽机、收割机、ATM机、Excel是不是都该补一笔？

这个质问看似有理，其实是在混淆概念：它试图把征税行为定义为打压生产效率提升，认为这是在通过行政手段来打压市场竞争和科技进步。

但这件事的真实底色却是：当生产力进步得太快，而大多数人的购买力没有同步跟上时，市场自由竞争本身可能会把经济循环推向一个自我毁灭的方向。机器人税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就算没有机器人税，也总得有一种方式来阻止经济循环的断裂。

人们普遍对于科技进步存在一定认知误区，会觉得科技进步肯定是好事，只要技术不断进步，经济就会增长，大家的生活水平就会越来越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生产力的提高，改变的只是潜在的供给能力，商品确实能生产得更多、更便宜，但是东西造出来，还得有人买走，增长才能发生，这就要求社会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不能降低人们的收入——至少不能降低大多数人群的收入，否则，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会因为新质生产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加大贫富分化，有钱人不需要更多的产品，而需要产品的老百姓却付不起钱，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在短时间内的快速突破，反倒会阻碍正常的经济循环。生产力进步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分配结构没有把生产力释放出的收益，转化成足够多的消费能力。

这件事最麻烦的地方在于，单个企业与整体经济算的不是同一笔账。对一家企业来说，用机器替代人是理性的：降本增效、抢占市场是商人的本分。至于那些下岗工人该如何生存，企业主们并没有想过。

但是上升到社会整体层面，这件事的性质就彻底不同了。现在社会的分配制度，依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工作就没有钱，没钱就无法消费，劳动人口大规模下岗的同时，消费市场也在萎缩，那生产出来的东西该卖给谁呢？生产效率再高又有什么用呢？

资本在生产端把劳动者挤出分配体系，在销售端却仍然需要他们作为消费者来购买商品，这个矛盾市场自由竞争本身解决不了，因为企业主在优化成本结构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宏观市场的萎缩——他们其实也管不了。经济学家凯恩斯把这种局面叫作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可以扩张，但不会自动创造等量的需求，供给过剩和失业可以同时存在。

如果国家在这个时候不加调控，任由市场按这个逻辑跑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历史已经多次给出过答案。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政府长期放任市场自由竞争，财富大量流入资本家的口袋，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当时出现了一种制度性的荒诞：斯品汉姆兰法令用教区救济来补贴低工资，表面上是在救穷，实际上是在让雇主可以合法地把工资压得更低，由教区来补差额。最后的结果是：工资被系统性地压低，贫困愈发普遍，劳动者越是工作，越是依赖救济。与此同时，犯罪率节节攀升，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治安显著恶化；大量贫民窟导致霍乱、伤寒、猩红热广泛传播。这不是转型期的暂时困难，而是整整几代人在一个生产力高速扩张的经济体里，过不上与生产力水平相称的生活。

当贫困和剥夺持续积累，压抑不住的矛盾会从社会的各个角落爆发出来。在19世纪初，被机器挤出作坊的手工业者发起了卢德运动，大量砸毁机器设备；农村劳工在1830到1831年发动了斯温上尉暴动，愤怒的农民到处焚烧干草垛、破坏脱粒机；而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则汇入了宪章运动，对英国政局造成了深远影响。这些反抗在当时都被国家以暴力手段镇压。但镇压只能压住表面，压不住经济的底层逻辑：只要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仍然接不上生产力，经济循环就依然是断裂的。

当内部的市场无法消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底层又没有被重新接回消费循环时，资本和国家自然会想到对外转嫁矛盾。英国当年就是这么选择的：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海外殖民地作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于是，他们发动了鸦片战争，使我国被迫沦为英国过剩产能的倾销地之一。

1929年的大萧条把这条路径演示得更加完整。危机爆发后，各国首先做的不是修复国内的购买力，而是用关税和货币贬值把矛盾往外转移。贸易战升级后，各国组成封闭的货币集团，相互对立。在国内，德国统治阶级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和救济金，把危机转嫁到劳动人民肩上，社会矛盾激化，极右翼势力的影响迅速增长；日本老百姓在危机中外出逃荒、全家自杀、卖儿卖女的事件层出不穷，日本财阀越来越倾向于强力政权，军部势力趁机抬头，加快了入侵中国的步伐。从经济循环断裂，到国内矛盾激化，到极右翼政权上台，再到对外侵略，整个链条环环相扣。

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对外转移矛盾的路径非常典型。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工业化进展迅猛，生产力迅速膨胀，但底层民众生活贫困，国内市场消纳能力极为有限。于是日本资本主义从早期开始，就带着急于向外寻找市场的倾向，侵略色彩由此而来。甲午战争后从中国获取的巨额赔款，反过来又成为日本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等于让向外扩张的路径得到了正反馈，循环进一步固化。到了1918年，底层社会爆发的“米骚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与人数超过70万，政府出动大量军队才镇压下去，本质上就是这条循环内部断裂的体现。而当国内调节一再失效时，对外掠夺市场、原料和赔款，就成了当时被反复选择的出路。而这套出路的终点，是更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如果国家在生产力快速进步时不加宏观调控，任由市场自由竞争把收益向上集中、把购买力向下压缩，断裂的后果不是一条平滑的下降曲线，而是一连串在当时就爆发的具体事件：大面积贫困和公共卫生灾难，犯罪率上升，底层暴力反抗与国家镇压，然后在内部调节无力的情况下，矛盾被迫向外转移为殖民扩张、关税战、势力范围争夺和战争。而后来的制度补救，无论是工厂法、社会保障还是普惠福利，都是在全社会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被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调节生产力收益的分配与扩散节奏，并不是在盲目打压科技进步，而是为了维持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当工资与生产效率大体同步发展、就业创造不显著滞后于就业破坏、新需求生成速度跟得上旧需求被压缩的速度，这样的技术进步节奏才是真正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的。从这一标准来看，机器人税这一手段也许还需要调整，但是这个调节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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