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外国采购商，涌进广州的老车站

“据统计，在过去的三年里，全国已有1200多座客运站关停或转型，平均每月有33家告别原有运营模式。”

文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江西人结婚，甚至把酒席办到了汽车客运站。

曾经江西规模最大的南昌昌南客运站，如今变身一家大型婚宴中心，设有26个主题宴会厅，可同时接待8000人。昔日的候车大厅，摆上了婚宴用的红毯、舞台和圆桌。

由原昌南客运站改造而成的婚宴酒店，图源：大江网

不过，汽车客运站变成婚宴中心，并非江西老表刻意为之。据统计，在过去的三年里，全国已有1200多座客运站关停或转型，平均每月有33家告别原有运营模式。

如今，许多人记忆中的汽车客运站，已经开始做起商场、球馆、菜场、直播间等花式生意，有的客运站还建起了学校、办起产业园。

“变成集装箱夜市，妥妥未来新晋地标”“爆改成演艺乐园，以后客运站可以看演唱会吗”……面对这场看似静悄悄的转型，不少网友一边感慨着“告别青春”，一边期待着去这个全新的场所打卡。

曾经的城市门面，开始花式转型

汽车客运站，往往处于一个城市的核心地段。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所在的广州流花街道，面积只有1.73平方公里，却集聚了白马服装市场等20家专业批发市场，日常流动人口约50万。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二级以上汽车客运站约有2800余个。有不少客运站，周围3公里内就聚集着大量的小区，有的还配置了多所学校和医院。

然而，随着出行方式多元化，高铁、私家车等成为主流选择，传统大巴的客运量出现断崖式下滑。

交通运输部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在2012年达到355.7亿人次的历史峰值后，持续逐年回落，2025年已降至114.92亿人次，整体缩水近70%。

这些曾经的各地“第一站”，也迎来了收缩甚至关停的命运。据统计，2023—2025年间，全国已有1200多座客运站关停或转型。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便是一个典型。

它曾是华南地区最繁忙的公路客运枢纽之一，地处广州流花商圈。二十年前，省站日均客流量在4万人左右，春运等节假日高峰期能冲到10万人。省站安保林风形容当年的盛况：“从值班室看出去，都看不到地面，见到阶砖算你赢。”

如今，二楼的候车厅已门可罗雀。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站表和公告仿佛在重现曾经的辉煌，然而大厅里仅有几位年长的乘客候车，有人甚至已经等了三个多小时。

一楼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被改造为商场后，如今再走进广东省汽车客运站，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写着“4—5F外贸总部/24小时办公”的宣传板，环顾四周是服装、皮具、摩托车、汽车等各式店铺，不少商品还贴着手写英文标签。

据经济观察报的采访，站内一家国产服装品牌的销售人员表示：“外国人消费大概占比有70%至80%，批发、零售都有，而且客户的复购率还很不错。”这里，还有“广交会外场”之称。

数据显示，2025年前9个月，广东省汽车客运站改造后的富余物业出租率100%，物业板块收入1914万元，同比增加609万元。

广东省汽车客运站部分改造为商场，图源：经济观察报

作为许多“深漂”抵达深圳的第一站，福田客运站是深圳中心区老牌长途客运站，曾经日均发车班次1000次。

去年，深圳福田客运站送走了最后一班长途客运车后，保留公交、出租、地铁换乘等基础枢纽功能，改名深湾未来交通港。

一年过后，这里盘活了7.78万平方米和屋顶1.5万平方米的低空场地，成为集整车展销、低空科创、行业展会、休闲配套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空间。

深圳罗湖区的东湖客运站，则是深圳通往粤东方向的老牌门户。停运于2020年的它，已被拆除重建为一栋多巴胺配色的教学楼。不同于曾经背着行囊赶车的旅客，如今每到放学时分，门口挤满了家长和学生。

放眼全国各地，这些“第一站”都迎来了新样貌：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杭州九堡客运中心站，候车大厅一半成了篮球培训场；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将部分场地改为了羽毛球馆和网球场；南京市中心人气最旺的客运中心之一的汉中门客运站转型为数字健康科创园区……

汉中门客运站转型为数字健康科创园区，图源：南京发布

客运站转型之外，大巴的“使命”也不再只是往返于客运站，把五湖四海的人们送向远方。

如今的大巴，以200公里内的城际大巴为主，7座、9座商务车、33座新能源客车渐成主力，上车点、停靠点则变成了地铁站口、小区门口、医院、大学城。

《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十四五”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光明网8月的报道提到，京津冀定制快巴已开通12条主线、60条支线，覆盖多地，还拓展到了雄安新区，日均客运量达到万余人次。

与此同时，定制大巴承担起保障偏远地区基本出行的公共品角色，服务那些老人、学生、没有自驾能力的农村居民。

2020年，四川试行“金通工程”，一辆辆印有“四川乡村客运”标识的黄色小客车开进偏远乡村。目前，该工程已投入3.1万辆小黄车，开行8783条线路，覆盖2910个乡镇、2.9万个建制村，服务3400多万农村群众，规模居全国第一。

2020年，四川试行“金通工程”，图源：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在浙江景宁，类似的大巴车还会顺路捎上快递。据统计，“客货邮”融合线路已配送农村包裹近60万件，全县快递覆盖率从55.7%提到95.9%。

客运站盘活的背后，是笔厚重的财经账

说到底，曾经和大巴车难舍难分的客运站，既是一门生意，也是城市建设的时代注脚。

交通部2001年印发的《道路运输业发展规划纲要（2001—2010年）》明确要求，到2010年，每个县级城市至少具备一个二级客运站；“十二五”期间，加快城乡公路客运站场建设仍是主基调。

可以说，那一轮建设潮，基本是按“人还会更多、车还会更忙”的增量预期铺开的。但预期很快撞上现实，走进汽车客运站的人越来越少。

客流走了，运营成本还在。

从多地市级综合客运站披露的数据来看，单站年度亏损最高突破四千万元，场地租金、车辆维保和员工薪酬是三项刚性支出，日常运营缺口通常靠财政补贴填补。

部分客运站还面临建设期的贷款、PPP或政府投资形成的债务压力，在客流和收入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这类存量债务会进一步放大经营困难。

更有甚者，成为“烂尾工程”。人民日报曾报道，黑龙江绥化东城客运站2015年建成，占地1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3600万，但建成十年都没有启用。据悉，交通运输局已支付工程款1600余万元，剩余1800余万元一直未完成结算，原因涉及滞迁房屋、验收资料报送不及时、工程结算久拖不决。

某种程度上而言，客运站的衰落，还附带着一笔厚重的财经账——客运站的建设决策发生在客流上升期，债务偿还周期和资产启用周期却撞上了客流下滑期。这也是大量闲置客运站必须盘活的底层动因。

2023年8月，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通知》，行业导向转向“宜站则站、宜点则点”：不再追求大站集中集散，支持客流萎缩的场站缩减设施规模、调降站级或转为停靠点；同时放开业态限制，鼓励叠加充电、物流、旅游、商贸、体育休闲等功能。对利用存量房产和土地发展相关产业的，明确了5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政策，给存量盘活留出了合规空间。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发展的通知》

政策给出方向后，前文提到的那些新生意便陆续登场。纵观全国不同级别城市闲置客运站盘活的路径，不外乎两条。

◎一条是功能存续型。保留客运基本服务，收缩场站客运规模，将闲置空间叠加充电、仓储、商贸、文体等业态，以多元收入补贴客运主业，不改变土地的交通用地属性。

福建选择主动压缩存量，三级以上客运站5年间缩减20%，严控新建，优先把闲置场站空间改成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河南许昌的客运站盘活率达到89%，除租赁、物流之外，还延伸出零工市场、礼宴中心这类民生业态；吉林有15个客运站通过多元经营实现扭亏，公主岭客运站依托场站打造农产品电商枢纽；四川绵阳形成县域客货邮样板，把大面积闲置候车厅改造快递分拣仓；江苏淮安则偏向 “交通+汽车后市场”，引入机动车检测、驾培、汽车展厅等业态，依托原有交通资源降低改造成本。

◎另一条是功能置换型。彻底退出长途客运功能，或在原有建筑内全面更换业态，或是拆除站房、通过收储、土地变性纳入城市更新，重新定义这块土地的城市功能。

诸如深圳宝安客运中心调整为新型产业用地、广州越秀南客运站转为红色文化公共空间，都属于这类转型。

海口原汽车南站地块在关停闲置多年后重启拍卖超5.01亿元成交、广州芳村客运站地块以16.86亿元出让，这两者便是政府收储或城市更新后的土地再开发。这类土地再开发，往往也是化解历史债务、处置存量不良资产的主要方式。

整体来说，客运站资产盘活一方面是在为过去的投资和债务寻找新收入，另一方面则是在重新回答“这块城市土地到底该服务什么需求”。

回看这场持续数年的转型，站房改成了公共服务场所，大巴的形态和服务对象也发生转变，看似一切都变了，但底层的逻辑始终没变：交通的形态，永远跟着人的需求走。

当年的客运站，是为“出远门难”的年代而建；今天的改造，是在“出远门易”的年代找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运站从来没有真正退场，它只是完成了从“交通建筑”到“城市空间”的角色转换。

作者|吴燕、沈晓琴

主编|何梦飞

图源|VC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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