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4年,中国高校有3117所,其中有推免资格的只有366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晓飞从伦理学角度谈歧视时,把这个数字摆了出来——它不只是一组招生数据,背后是一整套用群体统计信息判断个体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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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飞的判断是,歧视的核心不只是恶意,而是把群体的统计性信息直接套到个体身上,以偏概全。他举了四个例子:公交车司机招聘、博士录取、选择舞蹈教练、保研排名。歧视不只发生在就业和求学这类公共领域,也藏在交友、消费等私人生活里;私人生活中的刻板印象,会渗透进招聘、录取这些公共判断。
负面刻板印象常因否定平等、剥夺机会而被认为错误。刘晓飞指出,正面和中性刻板印象同样有道德问题:它们制造期待、消声差异,把个体降格为群体标签。
劝酒时说「东北人都能喝」,看似抬举,却暗含不喝就不配做东北人的威胁。成功女性抱怨性别歧视被质疑,说明正面标签会让个体的痛点难以被看见。中性标签即便统计上可靠,也忽视个体差异。
保研制度是他重点拆解的对象。不少学校倾向接收985、211推免生,部分院系把绝大多数名额分给推免,挤压统考名额,非985/211学生通过考研进入头部大学越来越难。他直言,这事实上构成了第一学历歧视。
标准化期待不只伤害被挡在门外的人。保研要求按规定进度完成固定课程,忽视适应快慢、兴趣差异和实践创新能力;应届身份限制与统考名额挤压叠加,让学生像精算师一样计算每门课的投入收益。刘晓飞的判断是,这会促使学生保守求稳、不敢探索,抑制创新——985/211学生和所有学生都在其中。
他引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对某部属高校2014级本科生的追踪研究:本校保研学生在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等指标上并不突出,更不愿为兴趣课程超额投入。
这套逻辑还延伸到校园之外。40岁程序员再就业难,科研考核用工程管理思维追求标准化指标,在刘晓飞看来都可能扼杀创新。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不是取消效率,而是在效率、公平与尊重个体性之间找平衡,具体是三条原则:
- 有相关个体证据时,优先使用个体证据;
- 不得不使用统计证据时,确保其可靠;
- 尽可能给人第二次机会。
落到制度上,他主张研究生招考提高专业能力鉴别度,减少对第一学历和应届身份的依赖;年龄门槛、科研考核同样应避免用标准化指标管理人。他引用康德式原则: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尊重其主观能动性。
「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思考方式大行其道,其实最终冒犯和伤害的是每一个人。」在刘晓飞看来,尊重个体性,就是把自己身上那份不被统计性数据完全定义的信念,也用在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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