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让不缺曝光的名人再次镀金”

AI插画/adan

2026年，视频播客成为谈话节目最新的潮流。它不完全是电视访谈的复活，另一端连接着一个悄悄长大的声音世界。

在电视主持人还普遍正襟危坐的年代，1998年开播的《锵锵三人行》，显得相当另类：一张圆桌，铺上报纸，摆着茶杯，主持人窦文涛与两位嘉宾穿着便装，闲话、跑题、插科打诨。互联网普及后，这档节目成为年轻一代的“电子榨菜”。寇爱哲上大学时开始在网上找它看，后来他做起了播客，跟同行交流时，“很多人都会把中文播客的历史追溯到《锵锵三人行》”。

多年后，“播客先驱”反而成为潮流追赶者。今年，59岁的窦文涛在视频网站B站开了视频播客节目《自然光》。只是，很多年轻观众已经不认识这个中年男人了。这种错位颇有意味。一位电视时代的著名主持人，需要重新由算法介绍给年轻人——以“播客主播”的新身份。

这一年，播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曝光，也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接受审视。

当播客成为名人的客厅

2026年，打开视频网站，长谈节目突然多了起来。鲁豫采访窦文涛，窦文涛转身采访papi酱；鲁豫、papi酱都请过姜思达，而姜思达也是播客主播……节目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一期长谈两小时起步，四五个小时也不少见。

一边是鲁豫、窦文涛、易立竞、张泉灵等媒体人重操旧业，另一边，于谦、李诞、阎鹤祥等跨界名人也从嘉宾变成提问者。一张由名人组成的“播客熟人局”越织越密。“所有人采访所有人。”网友们如此吐槽。

最先承受吐槽火力的，却并非这些职业采访者，而是播客新手章泽天。今年1月，章泽天推出视频播客《小天章》，首期对谈刘嘉玲。但观众对章泽天的好奇明显大于刘嘉玲，争议集中在她的提问，“像刘嘉玲在哄小女孩聊天”。

2026年1月，章泽天推出视频播客《小天章》。图/IC

两年前的春天，章泽天在伦敦与播客公司JustPod联合创始人杨一见面，咨询做访谈节目的可能。“感觉她对外界、对很多人有好奇，但她不是一个已经有这种采访技能的人。”杨一回忆。他建议不必立刻投身传统视频访谈，而是从个人色彩更强也更有成长性的自媒体或视频播客做起。

《小天章》上线后，杨一认为，“基本上顺着嘉宾的思路在往前推”。但这种不够强势、不够“职业”的提问方式，却也留下了让嘉宾主导谈话的空间。“应该有不同的观察者对嘉宾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访，形成多样的认知，而不是把对这个人的呈现压力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杨一说。

很快，争议就扩散到那些成熟访谈者。鲁豫、窦文涛等熟面孔也成为靶子。有人犀利地批判：“视频播客就是让不缺曝光的名人再次镀金。”

这股热潮背后，是视频平台清楚的经济账。杨一把视频播客理解成一次“内容产业的消费降级”。过去，承载明星和流量的是成本高昂的综艺、真人秀，如今平台需要更便宜的内容容器。视频播客制作相对简单，还可以同时获得长视频和短视频切片。据杨一了解，如果不计算主持人与嘉宾的出场费用，“10万元一期，已经是视频播客制作的顶配”。

当视频播客大量上马，能驾驭镜头和长谈的人，自然成为第一批入局者。杨一半开玩笑地预估，中国真正能够坦然公开表达，并通过公开表达获益的人，“可能只有200个”。所谓“所有人采访所有人”，恰恰暴露了这类人的稀缺。

毁誉皆视频。名人坐镇的视频播客把一个小众内容产品推入大众视野，也让很多人误以为：播客，就是几个人坐在沙发上聊两个小时。

但播客开始时并不是这样。

“越来越短”的时代，长播客为何流行

放之整个互联网世界，中文播客只是一个隐秘的精神角落。在这里，有人谈爱情、职业和疾病，有人谈电影、文学和哲学，学者、作家、脱口秀演员都活跃其间。

如果你在2018年就是播客听众，你应该听过《大内密谈》《日谈公园》，以及诞生不久的《故事FM》《忽左忽右》《八分》《凹凸电波》，中文播客当时屈指可数，散落在不同平台和网站。

同一年，抖音、快手迅猛增长，近八成网民都在刷短视频，属于屏幕的时代正加速到来。与此同时，2018年上半年，中国广播的居家收听量同比下降25.9％，整体收听量下降8.9％。

谁会相信，声音媒介还会重新流行？

《忽左忽右》播客主播杨一（左）与程衍樑

2018年2月，电视台编辑杨一与前文化记者程衍樑创办《忽左忽右》。上线不久，他们去喜马拉雅FM谈合作。当时知识付费正火，工作人员根据知识付费的产品经验，建议《忽左忽右》每集控制在15—20分钟。他们没有接受。“我们觉得一个小时就是最适合这些内容的长度。”杨一回忆。他们认为，访谈只有充分展开才有价值。

《忽左忽右》刚刚上线两个月，领英便主动上门，请他们制作一档职人访谈播客；随后又有企业上门。这档刚刚上路的新播客，迅速感受到播客市场的萌动。为了承接品牌定制，他们创办了播客公司JustPod。

2019年年初，杨一联合发起第一届PodFest China中文播客大会。会场设在上海一处WeWork共享办公空间里，只能容纳180至200人，却几乎坐满了，其中一半竟是外国人。

杨一的记忆中，2019年发生了很多事：新的播客公司成立，《剩余价值》等播客开播，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始认真讨论播客，社交应用“即刻”团队也关注起这个市场……年历尚未翻页，当年秋天，第二届中文播客大会很快返场，主题叫“2019，中文播客新起点”。海报上，一副耳机骑在火箭上。“要起飞了。”杨一回忆。

4个月后，“即刻”团队上线了播客应用“小宇宙”。过去分散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和各种RSS地址里的节目，第一次集中进入一个以播客为中心的平台。“播客”变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行业。

当时，《忽左忽右》成为人文社科头部播客，《故事FM》成为代表性的叙事播客。而中文播客最早的“顶流”，则是《随机波动》（前身为《剩余价值》）。三位女性媒体人谈论文化、社会和女性处境，推动公共讨论，被称为“以鲜明的女性观点聚集女性用户”。中文播客听众中，女性占比约七成。

更重要的是，中文播客逐渐长出了一种非常稳定的主流形态——谈话。如今，小宇宙粉丝排行榜前20名节目中，超过10个属于谈话类播客。谈话制作门槛低，允许闲谈、跑题和长内容，天然适合声音媒介。

在视频越来越快、越来越短的同时，播客却把聊天拉长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久。奇怪的是，人们并不觉得漫长。不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突然恢复了，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播客是一种陪伴。

对抗算法的英雄，

还是填充信息饥渴的“奶嘴”？

“90后”张佳肴在成都做营销培训，情绪状态不好的一段时间，她正好听到《岩中花述》中鲁豫对谈心理咨询师张春的一期节目。张春讲起，在自己重度抑郁时，那些漂亮的励志话语，一度都是刺向她的“匕首”。

“听到那里，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质问自己是不是太脆弱、是不是在逃避，那种自我审问，比困境本身更消耗人。”张佳肴回忆道，“听完这期，我爱上了她，又去追了她的播客《张春酷酷酷》。”

《张春酷酷酷》播客主播张春

在中文播客里，那一期算是“名篇”，仅小宇宙平台播放量就达到680万次。节目里贡献了一个名句，来自张春哥哥对她简单粗暴的点醒：“保住狗命，无所畏惧。”评论区涌入数百条留言，很多人听到这里泪流不止，更多人则齐刷刷地答应：“好。”张春哥哥的话穿越耳机，抵达无数陌生人，也抵达了张佳肴。

2018年，美国两位传播学学者问一群播客听众：为什么愿意花这么长时间听播客？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并没有专门去听播客。他们总是一边开车、通勤、健身、做饭，一边听播客。播客是生活的背景音。研究者把这种行为称作“多任务处理”（multitasking）。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刘海龙说，听觉媒介天然具有伴随性，这是播客的优势。它给人的感觉不是占用人们的时间，所以能容纳几个小时的长内容。同样的内容搬到视频里，就很容易令人疲倦，视频播客很多时候也是被听而不是被看。

这构成了播客的一种悖论。动辄数小时的播客节目，看似在对抗碎片化，实际上，它又高度依赖碎片时间。很少有人会在晚上8点郑重坐进沙发里，专门打开一档两小时的播客。播客只是用声音把那些散落的时间填满。

“大家现在普遍处于一种信息焦虑的状态。没办法用眼睛接受信息的时候，你会很着急，这时你听个东西，就像给耳朵塞进了一个奶嘴，会安抚到你。”寇爱哲说。

刘海龙认为，听觉其实并不是一种效率很高的知识吸收方式。人在接收信息时，一方面要识别信息，另一方面进行深度加工，声音占用了很多识别信息的脑力。“所以经常会觉得，听的时候好像知道了，但听过就忘。”

谈话之外，中文播客还有大量垂直内容：商业、科技、健康、职场、汽车，以及体育、音乐、旅行、饮食等。它们未必会请来名人、制造出圈话题，却承担着播客另一项重要功能——为细分人群提供专业信息。

播客占据的是生活的“边角时间”，却长出了互联网里最漫长的一批内容，陪着人们打发时间。可是，播客真的只能是陪伴之物吗？

“硬核”播客：有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2023年7月，23岁的健美冠军赵一楠意外去世，关于死因，网上众说纷纭。

播客制作人蔡佳勋去往杭州展开调查。采访赵一楠生前朋友时，蔡佳勋头戴包耳式降噪耳机，手举录音机。周身万千种信息被隔开，唯独对方的声音被提取和放大。

蔡佳勋先后接触过100多人，采访过健身行业很多人之后，她意外摸索到一条隐秘的合成类固醇地下产业链。合成代谢类固醇能促进肌肉生长、提高运动表现，在竞技体育中属于禁用物质，在部分健美群体中被违规使用，地下市场则充斥着假药。

经过7个月的调查与制作，最终，1680分钟采访素材被制作成5集、150分钟的“声音特稿”——《跳进兔子洞第三季》。节目由蔡佳勋的声音讲述、采访原声、通话录音、环境声、音乐等种种声音构成，一个女孩的意外死亡被层层剥开，揭露出地下药物生意的隐秘网络。

在播客和媒体行业，这个节目广受赞誉，被认为抬高了中文播客的极限。“终于有机会在中文播客里，感受到用声音叙事探索来龙去脉的美妙。”杨一感叹道。

这类节目，是播客最初吸引蔡佳勋的原因。十多年前，她在美国学习传统广播新闻。就在那时，播客Serial第一季上线。节目重新调查了1999年高中生海敏·李被杀案，重新审视其前男友被定罪的证据链，整季节目在悬念中层层推进。“感觉是在追一个悬疑电视剧。”蔡佳勋回忆。

在中国，Serial也惊艳了寇爱哲。那时，他在北京做英文媒体记者，常听英文播客练听力，“磨磨耳朵”。从那时起，一种属于《故事FM》的形态形成了：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声音，完整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FM》里，房产中介讲怎么卖凶宅，混迹日本黑道的人回顾黑帮人生，“粉头”揭秘饭圈的运作……

几年播客做下来，她已经不太能感受到做完一个节目后的满足感。“这个故事做出来之后，有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更关注的。”她说。

当“品牌方提着钱来做播客”，

这是门好生意吗？

有一天晚上，JustPod办公室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女声。在一档播客里，那位嘉宾干净利落的声音里微带着兴奋，分享最近看的美剧。杨一突然抬起头，听出是鲁豫的声音，却不再是电视里那个熟悉的主持人。当时，JustPod制作的《岩中花述》已经上线，分季播出，采取轮值主播形式。之后不久，鲁豫受邀担任常驻主播。

后来发生的事，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岩中花述》突然爆红，以小宇宙数据为例，该平台创办4年后，才出现百万订阅大号，而《岩中花述》突破百万后，又迅速越过200万、300万、400万，至今已超450万订阅，断档式领先。鲁豫也成为推动中文播客出圈的关键人物。

《岩中花述》的成功，让品牌看到了播客的潜力。到今年，杨一观察到，“很多品牌提着钱来找人做播客”，已经不需要向他们解释播客是什么了。品牌喜欢播客，恰恰因为它慢。

名人坐镇的头部谈话类节目，因此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商业支撑。但钱并没有平均流向所有播客形态。稳定更新、成本较低、容易植入品牌的谈话节目，显然最适合商业化。而另一边，全球叙事类播客正在经历着艰难时光。

过去几年，美国叙事播客因高成本不断减少，谈话类节目则迅速增多。在中国，重型制作的叙事播客更是从未形成产业。

蔡佳勋2018年回国，先是进入传统媒体的音视频部门，将调查新闻制作成播客节目，后来团队解散；之后她进入播客公司“声动活泼”，做出《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广受赞誉之后，节目却停止更新。

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叙事播客之一，《故事FM》也经历过膨胀与收缩。《故事FM》现在的办公地位于北京南城一栋文化中心的楼里，将将能装下8名工作人员，而几年前，最高峰时曾有22名员工。当时，《故事FM》拿到一笔找上门来的投资，迅即扩大团队，后来钱花完了，团队又重新缩减。

播客行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块：广告、付费节目和品牌定制。“我们现在主要靠广义上的广告，包括各种形式的品牌定制，付费节目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谈及盈利，寇爱哲笑了，“没有盈利这一说，就是覆盖制作成本吧，这就是我的目标”。只是，那些“重型”的声音纪录片只能极为缓慢地做。

“现在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播客都不赚钱，播客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建立好。”刘海龙说，“播客商业价值比较低，对主播的要求又比较高，注定了它不太可能成为一种非常盈利的大众产品。”小宇宙相关负责人也曾坦率地形容，播客是成本最低的深度内容形式，但这是慢活、苦活，“很难快速盈利，是时间的朋友”。

“采访过剩”之后，播客还有哪些可能

2024年，蔡佳勋又去美国待了一年，一边参加纽约大学的一个播客学习项目，一边观察英文播客的新动向。她稍微离开了调查类播客，去尝试更为私人、向内探索的声音作品：声音散文、个人叙事，甚至两分钟的声音诗。

她最近追的播客节目Reaching Out，把调查对象转向了作者自己。制作人赛尔·奎维多与双胞胎兄弟自出生起便未见过生父，年近三十，他们决定寻找父亲。此后数年，赛尔持续录下与兄弟、母亲、朋友的通话，以及寻找过程和大量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声音。终于，他们发现这个缺席多年的人，离赛尔的住处竟然仅几分钟路程。故事也由找爸爸，转向更深刻的自问：要联系他吗？如何理解他的缺席，以及这段空缺究竟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人生？

“你会一直跟着他们（寻找），能不能找到爸爸，找到之后又会怎样，有种跟着他们登上一趟旅程的感觉。”蔡佳勋说，国内这种向内探寻自身的叙事还很少见，在国外却非常受欢迎。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称，赛尔·奎维多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播客制作方式，“以一种雄心勃勃的方式记录生活”。

如今，蔡佳勋去往一个非虚构平台，找到继续做叙事播客的机会，带着录音机和耳机去外地、去村里采访。这些节目很慢，也很贵，效率远低于坐在沙发里录一场长谈。

“中文播客其实还有很多空白。”寇爱哲说，叙事、调查、虚构声音故事等非谈话形态，都还有很多探索空间。中文播客仍是一个年轻的媒介，人们不断试图给它下定义。但播客本质上只是一个容器，可以装下远比谈话更丰富的内容。

杨一始终认为，广播也好，播客也罢，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媒介。他近来研究媒介史，发现20世纪90年代，广播的重要听众并非司机，而是南方工厂里的年轻工人和大学生。今天，播客的受众换成了新一代城市青年，载体也从收音机变成手机，但有些东西没有改变：“它一直都在抚慰年轻、孤独的灵魂。”

发于2026.11.2总第12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记者：倪伟（niwei@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