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问题,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里权力与地位的因素之一。国家越大、人口越多,经济体量就越大,越有能力投资技术和人力资源。目前主流预测认为,全球人口可能在九十亿到一百亿之间见顶,然后缓慢下行。这种变化的节奏极慢,慢到日常几乎察觉不到,但能量极大,像一场推进得极慢的人口海啸,你看不到浪头,却能感到地在动。要让人口稳定,大约需要每位女性平均生育二点一个孩子,现实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掉在了这条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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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权益集会(资料图)
英国布莱顿一所小学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具体又残酷的切片。二〇一七年这所学校还有三百八十名学生,八年之后只剩下三百四十人,整整少了四十个孩子。学校预算按学生数拨发,每位学生每年价值三千到三千五百英镑,这意味着实际预算无声无息地缩水了约百分之十五。这座城市就有三所学校关门,二〇二四年十二月,这所小学正式关门,三百四十名学生被分散到全市二十三所不同的学校。校长说,站在校长的位置,很难不觉得自己辜负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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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生(资料图)
生育率下降的背后,是多重原因交织。自二〇〇八年千禧一代陆续迈入成年,买房、组建家庭的成本急剧攀升,生活成本危机、房价通胀和居高不下的高等教育费用,共同瓦解了战后那种父母邻居孩子三代同堂的经典家庭模式。一对布莱顿的受访夫妇讲了自己的处境,妻子是教师,她所在的学校因出生率下降裁员,年级班级数从两个缩减为一个,附近另一所学校同年夏天关闭,她坦言担心一旦有了孩子就影响工作机会。两个人攒了很久的钱才在布莱顿买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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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集会(资料图)
这股趋势抵达华人精英阶层后,呈现出格外极端的样貌。二〇二六年六月,加州帕洛阿尔托一场华人工程师饭局冲上热搜,桌边坐着六个人,清一色顶尖名校出身,平均年龄三十八岁,年薪都在五十万美金以上。话题拐到孩子,四个人摇头,两个人尬笑,桌上一时无话。一位四十一岁的女博士讲了另一件事,她七十岁的导师孤身住院,每天送饭的是隔壁组的印度博士后,病房里她听见的只有冰箱嗡嗡作响。美国疾控中心二〇二三年的数据把画面具象成冰冷比例,非西班牙裔亚裔女性总和生育率一点二三五,连更替线二点一都够不着,华裔单独计算约一点四,亚裔男性一生没生育过的接近三分之二,硅谷年薪排前百分之一的华裔精英女性,这个比例直接朝着百分之四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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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幼童的母亲(资料图)
肯尼亚内容创作者穆索妮代表了另一端的声音,她的内容主要面向年轻女性,常说在肯尼亚每个人都对女性的子宫有意见,但生与不生的权利只属于女性自己。她第一次说出不想要孩子是在十岁的家庭聚会上,十八岁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要生,七个月前做了输卵管结扎,一种永久性避孕手术。她说自己没有一丝悔意,因为她想要完全掌控自己的生育选择,在网上公开讨论时,她被骂过于西化、不够非洲,但她也发现,许多非洲女性其实有同样的感受,只是无法说出口。研究反复确认了生育率与性别平等之间的联系,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孩子就越少,因为教育会推迟结婚年龄,女孩多受百分之一的受教育年限,收入就会相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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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集合(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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