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欧洲到底怕中国怕到啥程度？连中国进口的塑料瓶都要调查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记者会上释放信号，塑料饮料瓶这种再寻常不过的商品，也进入了欧盟贸易防御的视野。

连塑料瓶都被单独拎出来审视，说明欧盟的警惕已经从高科技产业蔓延到日常消费品，而跨境电商的低价小包裹，正是这种情绪最集中的地方。

在小包裹问题上，欧盟官员把打击中国廉价包裹涌入的决定称为“告别天真的重要一步”。

目前，欧盟正逐步推进取消对价值低于150欧元包裹的关税豁免。

过去，Shein、Temu等电商平台一直是这项豁免的主要受益者，凭借免税通道把大量低价商品直接送到欧洲消费者手中。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2024年，超过40亿件此类包裹进入欧盟。这个规模让“倾销”和“不公平竞争”的指责更加集中，因为欧盟本土生产商必须遵守更严格的环保和安全标准，成本自然更高。与此同时，Shein还因销售儿童形象的性玩偶，受到法国司法系统追查，平台监管问题随之被推到台前。

围绕这些问题，瑞典欧洲议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伊温·因契尔与荷兰欧洲议会议员、欧洲人民党成员德克·霍廷克分别给出了看法。两人党派不同，但都认为欧盟必须正视廉价进口商品带来的冲击，分歧主要集中在问题的根源和应对手段上。

讨论先从荷兰说起，据欧盟委员会统计，2024年荷兰进口的电商商品数量在欧盟各国中遥遥领先，超过12亿件。霍廷克解释说，进入欧洲的全部贸易中，有三分之一经由荷兰进入，无论是电商包裹，还是经鹿特丹港的常规贸易，荷兰都是重要入口。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荷兰和比利时合并计算，这一比例能达到欧盟进口贸易总量的一半。换句话说，荷兰实际上扮演着欧洲门户的角色，大量商品从这里登陆，再流向整个单一市场。这也解释了为何荷兰对电商包裹问题格外敏感，承受的监管压力也最大。

放眼欧盟整体，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欧盟每天接收约1200万件包裹，其中91%来自中国。这样的比例意味着，所谓小包裹问题，几乎就等同于中国电商问题。欧洲舆论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平台，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组压倒性的数字。

更大的背景是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突破3700亿欧元，2026年这一数字很可能冲破4000亿欧元。

在如此悬殊的贸易格局下，欧盟每一个进口环节都容易被放大审视，小包裹和塑料瓶之所以成为焦点，背后是对整体贸易失衡的焦虑。

谈到局面形成的原因，因契尔认为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价格上的倾销。她还声称，这些产品是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生产的，所以才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这种说法代表了欧洲政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即中国商品的低价并非完全来自效率，而是来自标准上的差距。

她主张，欧盟需要通过立法确保所有进口商品都达到欧盟自身的标准，包括气候标准、人权标准，以及欧盟法律对合法与非法的界定。她特别举例说，儿童形象的玩偶被销往欧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她看来，标准统一是解决不公平竞争的前提。

然而，低价的另一面是产业规模和产业链完整度。以塑料制品为例，恒力、荣盛、盛虹这些从织布厂起家的民营企业，在浙江舟山、辽宁大连、江苏连云港等港口投入千亿级资金，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这种上下游贯通的产能，是欧洲感到压力的重要来源。

在欧盟层面的统一措施出台前，一些成员国已经自行行动。罗马尼亚对每个小包裹征收5欧元，比荷卢三国则征收2欧元。标准各异的收费随之引出一个疑问：这会不会让政策缺乏一致性，甚至削弱欧洲单一市场的统一性？

霍廷克指出，法国和比利时目前也在考虑征收类似费用，但主要出于财政原因，与合规关系不大，目的是填补预算缺口。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比利时和法国单独征收，商品就会改道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因为进入单一市场的途径实在太多，单个国家很难堵住所有入口。

他还提到，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灵活。如果明天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严查货运航班，第二天货物就会转往德国或法国。因此，各国如果不采取联合行动，单边措施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把问题推向别处，最终让整个欧盟的监管陷入被动。

在平台监管上，两位议员都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在实体商店里绝不会被接受的商品，却能在网络平台上找到容身之地。这说明线上和线下的监管存在明显落差，网络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违规商品的灰色地带，而消费者往往很难分辨。

至于用什么工具制止这类商品的销售，因契尔提到，欧盟已有《数字服务法》，海关立法也正在谈判，此外还有其他相关法律。她承认现有立法可能力度不够，但还有一些法律根本没有得到执行。法律得不到执行，平台就会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会主动采取行动。

她批评说，欧盟委员会本应负责对平台采取措施，但到目前为止，她只看到一个非常软弱的委员会。在她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只是缺少规则，更在于已有规则没有被认真落实，监管机构的软弱客观上纵容了平台的消极态度。

霍廷克则认为工具本身仍有很大问题，根据《数字服务法》，Temu和Shein只承担有限责任，不必为平台上的所有商品负责，而平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新商品上架。某一天公众对完全不可接受的商品感到愤怒，平台获知后下架，但第二天它又会重新出现。

更让他无奈的是，这一切在欧洲都是合法的。平台只要在获知后下架，就算履行了义务，至于同类商品反复出现，现行规则很难追责。因此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执行，制度工具本身也存在缺陷，需要从责任划分上重新设计。

霍廷克还主张大幅加大对海关和市场监管机构的投入，让它们能开展更多检查。比如，项链是这些平台上很常见的进口商品，其中很多含有欧洲禁用的化学物质。

但要发现问题需要实验室检测，而成员国目前缺乏足够的检测能力，必须增加投资才能保护消费者。

这种对“看不见的风险”的担忧，也延伸到了更广泛的贸易领域。目前欧盟正在进行的25项贸易救济调查中，有22项直接针对中国，占比高达88%。从包裹里的项链到货架上的塑料瓶，欧盟的审查网正越撒越密，几乎覆盖了中国商品进入欧洲的各个环节。

因契尔同意需要强化现有立法和工具，但仍坚持执法不足同样是问题。

她坦言，自己担心欧盟正在讨论的“综合简化方案”可能导致这一领域放松监管。在她看来，许多领域的“简化”实际上就是放松监管，因此希望两个党团能够团结起来，阻止这一方向。

霍廷克表示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通用产品安全条例》和全部玩具相关法规都没有被触及，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欧洲统一海关体系，让海关官员能够查阅进入瑞典或荷兰等国的商品数据，真正掌握有哪些商品进入了内部市场，而目前欧盟并不掌握这些情况。

他还指出，由于美国已通过关税对这些商品关上大门，中国平台正转向欧洲市场倾销，欧盟因此处于紧急状态。

欧洲企业遵守的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产品标准，大量进口商品却达不到这些标准，这对欧洲企业不公平，对消费者也存在危险。

从取消150欧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到各国自行征收包裹费，再到对平台责任、海关能力和法规执行的反复争论，欧盟的焦虑清晰可见。

再加上数千亿欧元的贸易逆差和接连不断的贸易救济调查，连一只塑料瓶都成了审视对象，也就不难理解。

不过，欧洲内部对病根的判断并不一致：有人强调执法软弱，有人指向制度缺陷，各国单边收费又可能让货物改道、政策失灵。

欧洲对中国商品的戒备，归根结底折射的是自身监管体系的短板与产业竞争力的焦虑。

能否形成统一有效的规则，才是这场“告别天真”能否落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