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在不断降低，是因为啥？年轻人现在，为啥就是不生

儒家文化向来崇尚“多子多福”，整体上鼓励生育，可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华人社会的生育率却排在末尾。

不仅中国大陆如此，香港、台湾省、新加坡也是这样。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同样处在全球较低水平。

可见，传统观念本身并不能保证生育率，现代社会的压力已经改变了家庭的选择。

据BBC报道，中国在逐步调整人口政策。

2014年，允许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2015年，结束独生子女政策，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两个孩子；2021年，又进一步放宽到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三个孩子。从限制生育到放开二孩，再到放开三孩，不到十年时间，政策方向就发生了明显转变。

但有评论认为，这些变化并不说明计划生育已经终结，只是方向反了过来：过去是限制生育，现在是想方设法促使人们生育。政策的表述是“允许生三孩”，而不是让民众自由决定生几个，说明当局仍然认为自己有权规定民众生育的数量。

评论者担心，眼下“可以生三孩”只是开始，今后可能从“可生可不生”变成“必须生”。他们还批评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指出中国推出全面二孩政策时，该机构的反应也不积极。

卫健委在《求是》杂志发文称，“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近年来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3以下，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的1.5警戒线，存在跌入极低生育率的风险。人口数量的变化，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个家庭。一个国家要成为大国，往往需要足够大的人口基数，人口少了，国际影响力自然也会受限。

加拿大国土面积约998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但2012年人口只有约3489.8万。土地再辽阔，人口规模撑不起来，发展潜力也会受到制约。

中国如果长期陷入低生育，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劳动力和养老负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年轻人自己怎么看？BBC报道中引用了一位微博网民的说法，把不愿生育归结为“因为穷”：房价太高，买不起大房子，老人来帮忙带孩子都没地方住；双职工家庭忙于工作，父母没时间照看孩子；各种条件较好的私立托育机构也送不起。

这些话说得直白，却很能代表许多普通年轻家庭的处境。

更重要的是，90后、00后对育儿的要求，远远高于60后、70后。上一代人觉得孩子吃饱穿暖、能上学就可以了，新一代父母则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更多的陪伴和更高的生活质量。

标准提高了，时间和精力却跟不上，生一个已经让人吃力，生两个、三个就更难想象。

一位接受BBC采访的女性说得更直接：内心里一个都不想生。她说，90后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活得比较自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也没觉得独生子女有什么不好。“一个就够了”这句话，社会已经宣传了很多年，在她看来，两个就已经多了。

当整个社会的同龄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时，多子女家庭反而成了陌生的生活方式。

她还算了一笔账：孩子小的时候，吃穿等基本支出每月就要3000元左右，以后上学，每月开销可能达到5000元，这样的压力难以承受。再加上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她反问，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生？

她说，自己这一代人的物质条件相对较好，不想降低生活品质；如果再生一个，买东西都得反复掂量，上了一天班已经很累，下班还要带孩子，生活就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这种心态也和时代变化有关。如今信息高度发达，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物质生活比过去丰富得多，年轻人越来越重视自我，开始为自己而活，更注重享受生活和个人发展。生孩子不再是人生中理所当然的一步，而成了需要反复权衡的选择。

从这些声音可以看出，中国的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

人口学者易富贤对BBC表示，社会发展、生育观念变化、高房价、高失业率和新冠疫情，共同压低了中国的生育率。

易富贤把中国的生育困境概括为三个症结：心理上不愿生，物质上养不起，生理上生不了。所谓“生不了”，是指一些有生育意愿的60后、70后，乃至部分80后，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在易富贤看来，新政策主要针对“养不起”的问题，效果不会太好。也有评论认为，从文件内容看，这些措施只是在边际上缓解了部分养育困难，连“养不起”都谈不上真正解决，更不用说“不愿生”和“生不了”。观念和生理条件的问题，靠几项补贴和假期很难扭转。

对于“养不起”，易富贤给出了结构性解释。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他称之为典型的“强政府、弱家庭”的法家模式。

在这种结构下，家庭养一个孩子都有压力，更难养两三个。他还以秦末为例，指出当时也出现过人口大崩溃，民众对前途失去希望，便不再生育。

房地产是另一个关键因素，易富贤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值约为GDP的4倍，美国约为1.4倍，日本约为2.3倍，这说明房价过高，使家庭无力养育两三个孩子。

可房地产一旦大幅缩水，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加剧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和债务问题，烂尾楼就是这种风险的表现。于是政府不愿让房地产泡沫破裂，生育率也就难以提升，形成了两难局面。

针对这些问题，易富贤建议多管齐下：提高生育意愿，降低房价，增强家庭养育能力，提高青年就业率，缩短学制，并修改法定婚龄以保护生育能力。

他以韩国、西班牙、意大利为例指出，这些国家生育率低，是因为青年就业率低，人们在有生育能力时没有养育能力，等有了养育能力，又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此，他认为生育率下降与失业率上升直接相关。

关于婚龄，易富贤指出，世界各国法定结婚年龄大多在16至18岁之间，而中国规定男性22岁、女性20岁。有评论补充说，在提倡晚婚晚育的年代，男性即使年满22岁，也常常领不到结婚证。婚龄偏高，加上学制较长、就业较晚，年轻人真正具备成家条件时，往往已经接近或超过最佳生育年龄。

总的来看，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并不是年轻人一时任性，而是多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几十年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家庭结构和生育观念，高房价和低居民收入占比压缩了家庭养育能力，青年失业和疫情冲击加重了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婚龄和学制又推迟了成家时间。

年轻人不是单纯不想生，而是在“不愿生、养不起、生不了”的多重压力下，只能做出现实的选择。

如果只在边际上提供一些补贴和便利，而不触及收入分配、住房、就业和生育自主权等深层问题，鼓励生育的政策就很难真正打动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