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哈萨克汗国与中国睦邻关系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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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肆》

从“同宗亲缘”“和亲联盟”，到建立“松散宗藩关系”，历史上不同时期哈萨克汗国与中国的亲情睦邻关系经历过多种形式的变迁。

哈萨克斯坦是毗邻中国新疆的中亚大国，中哈两国有着悠久的亲情睦邻关系；哈萨克民族是一个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中国两国的跨境民族，从“同宗亲缘”“和亲联盟”，到建立“松散宗藩关系”，历史上不同时期哈萨克汗国与中国的亲情睦邻关系经历过多种形式的变迁。回顾双方亲情睦邻的历史关系，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的传统亲情，进而助力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方“光明大道”新经济计划的对接构建，造福于中、哈两国人民。

中国的哈萨克族人，晋文摄

历史上哈萨克汗国与中国的“同宗亲缘”关系

哈萨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草原民族。在政权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血缘关系的草原民族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却牢固地维系和传承着。今天构成哈萨克民族的诸多部族或部落联盟的名称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研究表明：历史上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发展与其东部的中国西域有密切的关系，今天哈萨克民族中的乌孙、康里、阿兰等部落名称即沿袭于汉代游牧在中亚与中国西北部的乌孙、康居、奄蔡等的名称。

近代哈萨克汗国与哈萨克民族是在中世纪后期中亚草原的动荡中孕育和形成的。15世纪上半叶，一度称霸中亚的帖木儿帝国趋于衰落，居住在金帐汗国故地，被称为乌兹别克人的各游牧部族趁机南下。至15世纪下半叶，一部分乌兹别克人占据了中亚河中的绿洲地带，形成了乌兹别克汗国；而另一部分分离出去的乌兹别克人占据了锡尔河以北的草原地带，在首领克烈汗与贾尼别克汗统领下建立了哈萨克汗国。

哈萨克人与其东方近邻中国有着近乎天然的亲缘关系，早在哈萨克汗国建立之前，哈萨克人即与历史上的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得益于东部中国西域“同宗亲缘”蒙兀儿人的支持。史载：1456年(明景泰七年)，迫于乌兹别克阿布勒海尔汗的追击，哈萨克汗国的创始人克烈汗与贾尼别克汗在处境极为困难之时，即向东方投奔了中国西域“同宗亲缘”的蒙兀儿汗国。蒙兀儿可汗也先不花以优渥的礼遇接待了两位同宗汗王，并将所属的蒙兀儿西境楚河与塔拉斯河流域(七河流域)的西部划给两位汗王，“于是他们就太平安乐地住在那里”。领地的确立为哈萨克汗国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此时，“哈萨克”之名已出现，但在使用时，与“乌兹别克”并不加区分，人们将投奔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的人称为“月即别—哈萨克(乌兹别克—哈萨克)”。

1462年(明天顺六年)，蒙兀儿汗国可汗也先不花去世，继位者笃思忒·马黑麻(又译达斯特·穆罕默德)年仅17岁，无法维持政局，汗国内讧，社会动荡，各地战乱四起；所属居住在今伊犁境外七河流域的乌孙、杜拉特、康里、札剌亦尔等部族纷纷向西迁入“同宗亲缘”的克烈汗与贾尼别克汗居住地，移民潮促进了部族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两位汗王的实力。

哈萨克汗国建立后，继续得到蒙兀儿人的支持。1468年(明成化四年)，当乌兹别克阿布勒海尔汗向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在七河流域的营地发动进攻时，蒙兀儿人出兵与哈萨克的两位汗王联手抵抗，并在一次反击中击毙了阿布勒海尔汗，哈萨克汗国的领地一直推进到锡尔河北岸，由此奠定了早期哈萨克汗国的疆土范围，巩固了新生哈萨克汗国的国力。

1482年(明成化十八年)，哈萨克汗国与中国西域蒙兀儿汗国的关系一度破裂，但在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的对峙中双方议和。

锡尔河流域的太空照片

16世纪初，开国可汗贾尼别克的儿子哈斯木成为哈萨克的汗王，哈萨克汗国与蒙兀儿汗国实行了联姻，哈斯木汗娶了蒙兀儿可汗羽努斯的女儿为妻，双方的“同宗亲缘”关系更加亲密无间。当蒙兀儿汗国遇到外族入侵时，哈斯木汗毫不犹豫地出兵相助。1513年(明正德八年)，年逾花甲的哈斯木汗在自己位于楚河附近的驻地盛情接待了自己的外甥、蒙兀儿的赛德汗。在欢迎仪式上，哈斯木汗以草原哈萨克人固有的豪爽与直率向赛德汗敬言：“我们都是沙漠中的人，这里既没有财富，也谈不上礼节，我们最值钱的财产就是马匹。”随后向赛德汗赠送了一匹心爱的、“价值比整个畜群还大的”宝马良骥。两位汗王一起在草原上欢聚了20多天。

哈斯木汗统治时期，哈萨克汗国政治稳定，国势强盛。《哈斯木汗法典》成为汗国的第一部国家法典。哈斯木汗去世之后，汗国陷入割据的局面，形成了最初三个玉兹的格局；在对外关系方面，哈萨克汗国与四周邻国，特别是与乌兹别克人在中亚河中绿洲地区建立的各汗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互有胜负；与东部中国西域的联盟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中玉兹与准噶尔汗国“双向叠加”的和亲联盟

16世纪末，一支活动在西部蒙古草原的卫拉特蒙古人越过阿尔泰山迁入西域，随后继续西行进入哈萨克草原，由此翻开了哈萨克汗国历史上新的一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统一了卫拉特蒙古各部，建立准噶尔汗国；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准噶尔击败南疆的叶尔羌汗国，占领中国西域。

早期卫拉特蒙古人与哈萨克人之间曾摩擦不断，在头克汗等杰出领袖的带领下，哈萨克汗国在与准噶尔汗国的对峙中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但总体上仍处于劣势。随后的战乱使哈萨克汗国丧失了大片领地。头克汗去世后，大、中、小三玉兹分立的局面最终确立，力量的分散使哈萨克汗国更加难以抵御外部的入侵。

1723 年(清雍正元年)至 1728 年(清雍正六年)，是外族侵入哈萨克草原的“大灾大难之年”，准噶尔军队的进攻深入到哈萨克草原腹地，从大玉兹延伸到中玉兹、小玉兹，最终控制了大玉兹的领地。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也加大了从西、北两个方向对哈萨克汗国的入侵；至 18 世纪中叶，统一的哈萨克汗国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位于西部的小玉兹被沙皇俄国兼并，南部的大玉兹臣属了准噶尔汗国，东北部的中玉兹则受到沙皇俄国与中国西域准噶尔汗国的“双重控制”。

准噶尔汗国支持在中玉兹握有实权的阿布赉苏丹，噶尔丹策零汗曾作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阿布赉。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准噶尔汗国发生内讧，失利的达瓦齐台吉和阿睦尔撒纳台吉投奔了西边的亲戚阿布赉苏丹，苏丹热情地接纳了两位台吉，并作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阿睦尔撒纳(按辈分，阿布赉是阿睦尔撒纳的姨父)，“双向叠加”的和亲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政治联盟。在阿布赉的支持下，达瓦齐反败为胜，夺得了准噶尔汗国的政权。

阿布赉像

但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达瓦齐汗与阿睦尔撒纳反目，阿布赉支持女婿对抗达瓦齐汗，致使达瓦齐三战皆败，退兵博罗塔拉(今中国新疆博尔塔拉)。据当时俄罗斯西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当局保存的档案资料记载，这一时期有许多准噶尔战俘和难民进入哈萨克领地，成为又一次移民潮。次年，阿睦尔撒纳在达瓦齐和乌梁海兵的夹击反攻下惨遭失败；达瓦齐转而惩治了哈萨克人。这些短暂、戏剧性的历史发展也为中国再次收复西域提供了机遇。

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7月，阿睦尔撒纳被迫率4000余户，计2万余口部众向东归顺了“当全盛之时”的中原清王朝。次年，乾隆“应邀”顺势出兵西征，一举统一西域，完成了“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阿睦尔撒纳虽然因功晋封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但其想要重新割据西域的企图受挫。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8月，阿睦尔撒纳在乌伦古河畔举起反叛清朝的旗帜，迫使清政府于次年2月再次出兵；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3月，清军攻入伊犁，阿睦尔撒纳兵败，仅带随从8人仓皇退入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答应仍以武力支持女婿，为此，哈萨克与清军在中玉兹境内发生了正面的武装冲突，其结果是哈萨克人失利。现实斗争使阿布赉意识到不可能再依靠支持准噶尔残余势力来达到稳定东部的目的，遂顺应潮流，转而支持清王朝统一西域的斗争。准噶尔势力的消失和清军对西域的统一，揭开了哈萨克人与中国清王朝往来的历史篇章，中国哈萨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共享的跨境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中的《平定伊犁受降》，清朝艾启蒙绘

哈萨克中玉兹、大玉兹

与清朝建立的“松散宗藩关系”

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初，归顺清王朝的阿睦尔撒纳私下曾提出，愿“带领哈萨克阿布赉等来瞻仰”。乾隆谕称：“阿睦尔撒纳带彼处头目来时，再将哈萨克之事会议请旨办理。”是年3月，中国清王朝第一次拿出了处理与哈萨克人睦邻关系的政策：“于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尔哈萨克情愿归诚与否，听尔自为；惟须各守边界，不得妄行出境。”明确表示了清王朝愿与哈萨克人友好相处的愿望。

其间，又有哈萨克来使阿穆尔巴图鲁随前阿睦尔撒纳的使者丹津同来清军大营，恳请入觐。清廷议准试行招抚哈萨克，著“将招抚哈萨克情形陆续奏闻”。8月，清使者抵达阿布赉游牧地额卜图淖地方宣示敕谕，阿布赉不胜欢忭。告称：“今准噶尔全部俱归附天朝，蒙皇上不弃荒裔，遣使晓谕，实出望外。今遣托克锡里、鄂图里、达琳等三人，赍捧奏章，同往入觐，并遣我弟岳勒博勒斯带领属人，通使军营大臣。又我尚有进献马匹，恐路远易致疲瘦，当缓期送往阿睦尔撒纳处，转为呈献等语。”9月，清使者又赴阿布赉之弟汗巴巴处宣谕。阿睦尔撒纳反叛后，阿布赉汗则遣其弟阿布勒比斯等前往沿边地带迎接追剿清军。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7月，清统兵参赞大臣富德派参领达里库等11人与阿布勒比斯同往会见阿布赉。经双方初步会谈，阿布赉等“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并派遣使节亨集噶尔等7人前往北京入觐乾隆皇帝，随带进献良马四匹，托忒文表文一封。

哈萨克中玉兹内部对是否归附于中国清王朝尚有不同意见，阿布赉汗坚定地表示：“我系为首之人，自应主张。我等自祖父以来未能受中国皇帝恩典，今情愿将哈萨克全部归顺。”在清军护送下，亨集噶尔等7名哈萨克来使于8月抵清都北京，呈递归附表文。内称：“哈萨克小汗臣阿布赉，谨奏中国大皇帝御前：自臣祖额什木汗、杨吉尔汗以来，从未得通中国声教。今祗奉大皇帝谕旨，加恩边末部落。臣暨臣属，靡不欢忭，感慕皇仁。臣阿布赉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谨遣头目七人及随役共十一人，赍捧表文，恭请万安，并敬备马匹进献。”

自18世纪上半叶以来，哈萨克大玉兹一直附属于准噶尔汗国。1758年(清乾隆二十三年)10月，清军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中兵至大玉兹领地，首领图列比“诣军门纳款，奉马进表以降”。其表内称：

“伏念臣者久思内附，远外边末，与左部哈萨克各帐一方。为准噶尔阻绝，未由自通。近闻左部输服，被恩优渥，恭维天使惠来，祗领宸训。得均隶臣仆，诚欢诚忭。谨遣臣子弟入觐，瞻仰天颜。如天覆育之，圣人在上，臣愿竭衰孥，奋勉自效，永无二心，倍于左部。”大玉兹遂与中玉兹同期列为清朝藩属，称为右部哈萨克。是年 11 月，图列比遣其子卓兰并首领多人来京朝贡，觐见乾隆皇帝。清“赐宴盘山静寄山庄，并随至南苑，与观大阅及灯火”。

《乾隆大阅图》，郎世宁绘于1758年

哈萨克中玉兹、大玉兹与清朝松散“宗藩关系”的确立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一些既定和偶发因素的作用下，早期“同宗亲缘”的双方在相互接触中，从传闻到了解，从间接关系发展到直接往来，从哈斯木汗时期的单向和亲发展到阿布赉时期的相互通婚，几经波折，最终形成了松散“宗藩关系”的格局。

“宗藩关系”的确立对于哈萨克各部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仍于原游牧”维持自我发展的前提下，哈萨克领地东部自此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稳定。从清王朝方面讲，哈萨克为弱者，清仅视其为“边远部落”。所以在初期双边关系中，清多不计前愆；以宽宥有加、格外施恩、永享承平之福的睦邻政策对待哈萨克，这是双方“宗藩”格局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阿布赉对清政府能允许哈萨克保持独立地位也十分高兴，对于“大皇帝仁恩，不改我等制度，更为感戴”。总之，哈萨克与清王朝的接触和相互关系的建立，是在清统一西域的过程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在当时哈萨克步入衰落、内部各玉兹涣散分立的形势下，与毗邻的清王朝建立松散的“宗藩关系”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清朝对哈萨克宽松的羁縻从属政策

羁縻从属，简称“羁属”。羁縻者，指以马笼头牵系；从属，服从听命。早在汉代，即有乌孙“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匈奴羁属乌孙：“匈奴遣奇兵击(乌孙)，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以马笼头牵系来比喻“羁縻”，很可能源自草原民族，即“羁縻从属”的治理模式很早即已在草原游牧汗国中实施了。清廷最初在筹议哈萨克管理办法时，多以为其既归降，应加封号，并查明游牧，实施具体管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僻处遐方，非可与喀尔喀诸部比。对哈萨克的管理“不必过拘”，由此确立了对哈萨克人宽松的羁縻从属政策：

“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从属”，仅要求其通天朝声教而已，在中外有别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外一统。

哈萨克归附后，仍维持原有体制。唯阿布赉汗向清廷提出了要求：一曰请赐封号。即开列部落姓名，报告转奏，请各赐封号。二曰开通贸易。请于乌伦古地方，以马匹易换货物。以上两项清廷均允准，著听候办理。三曰拟在塔尔巴哈台附近准噶尔旧有游牧场地游牧。对此，清政府在致阿布赉的敕书中已予以婉言拒绝：“但不当听其遽行侵越，或轻易给与。”清政府在初期对哈萨克的关系中还十分注意不给其增加负担，即使往来哈萨克的清使者，也令其自备口粮驼马，不可在当地稍有派累。

总之，这一时期清王朝对哈萨克汗国的睦邻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哈萨克中玉兹、大玉兹归附清朝后，清政府通过朝觐、册封等制度确立了双方的宗藩关系，但并不直接干预哈萨克内政。这种宽松的羁縻从属治理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下半叶。除此之外，清政府也与哈萨克各部划界立规，分别管理边境放牧、贸易等事项。

19世纪20年代，沙皇俄国在向中亚腹地的推进中控制了中玉兹。1822年(清道光二年)，沙俄政府授权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宣布废除哈萨克原有的可汗统治制度，在当地建立总督治理下的行政区，由沙俄政府委派官员统治。此后清与部分哈萨克的宗藩关系仍在继续维持，据档案记载，清政府对哈萨克王公的册封一直持续到1877年(清光绪三年)。至19世纪60至70年代，沙俄最终占有了整个哈萨克草原。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

哈萨克族成为跨界民族

官方文档记载：早在18世纪初的清雍正年间，即有哈萨克人鄂罗斯拜前来投奔清军，被安置在内蒙古察哈尔做营中护军，娶妻成家，是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哈萨克人。1741年(清乾隆六年)，又有哈萨克人拜木喇特从准噶尔投诚，“命赏给安插如例”。清统一新疆后，哈萨克归附，即提出请准其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北清界内沿边闲旷地方游牧的要求。清廷予以拒绝，当即宣谕：“尔哈萨克游牧颇属宽广，理宜守其旧界，不可妄思逾越......尔所属无知之人，私往(清界内)游牧，即当明白晓谕，令其移回故地，方足以昭诚悃。”但越境游牧者日甚一日，沿边塔尔巴哈台西北、阿雅古斯、勒布什河两岸、库克乌苏河、楚河、塔拉斯河等地均有越界哈萨克人。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稽查游牧，限制私入，以整治边防。遇有“私行游牧，立行驱逐出界”。

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有部分进入新疆沿边的哈萨克人要求收编内附，对此，清政府认为伊犁等处沿边“土地辽阔，人烟愈多愈善”，采取了来者不拒，妥善安置的政策。谕称：“哈萨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是惧劫掠，情愿内附者，即行收留。”早在平定准噶尔用兵之际，即有哈萨克人归属内附，均收编于厄鲁特营内。此次内附者塔塔拜等数鄂托克，著“即在雅尔居住，不必支给粮饷、委派差役。嗣后有来归者，悉令于雅尔地方安插”。接收哈萨克内附的政策实行了10年，其间在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有7万余众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回归新疆，分四路安置于各地；加之陆续安插内附哈萨克游牧人，沿边闲地、草场渐次开发利用，已非昔日地旷人稀之情景，再于界内成批安置内附哈萨克人发生了困难。

率领土尔扈特部回归的渥巴锡，绘于18世纪

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清采取了限制接收哈萨克入界内附的政策，规定只有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实有亲属者，方才接收，予以安插。次年冬，又有大批哈萨克人因躲避风雪，越境进入塔尔巴哈台沿边。巡边部队驱之不去，双方发生冲突。遂扣押借端闹事者8人，并奏请清廷处置办法。后经清廷议准，以哈萨克属“羁縻从属”，允许其人在缴纳租税后，进入清西部疆界与卡伦巡逻线之间的“界内线外”隙地游牧。禁令一开，入界纳租游牧成为合法，前来的境外哈萨克人倍增。沿边地带不敷使用，借牧场所遂深入至卡伦内的城镇及屯田处所附近；住牧时令也由前期限于冬季，展至秋、冬、春三季，不少哈萨克人开始常年住牧新疆界内。

在松散“宗藩关系”体制和羁縻治理的优待政策下，越境哈萨克人游牧的方式不断变化，由按季节“纳租迁徙、借住放牧”变为“纳租定居、界内住牧”；常年定居界内，接受清新疆地方当局管理，定期缴纳租税，进而成为清接纳的境外“藩属移民”。至19世纪初，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界内卡外隙地，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新疆少数民族之一哈萨克人的固定游牧场所了。

1864年(清同治三年)，清政府在战乱中被迫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丧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数十万平方公里领土，原在清西北边疆界内游牧的部分中属哈萨克人也以“人随地归”的条款重又被划归俄属。1878年(清光绪四年)新疆收复后，清政府着手清理和安置留在境内沿边的中属哈萨克人：“有愿归俄者，并不留难；愿归中国者，自应择地安插，不令一夫失所。”此后又多次对归来的哈萨克人实施安置。至此，自乾隆形成的中国哈萨克民族基本处于稳定的发展中，哈萨克民族也相应成为跨越中、俄两国国界生活的民族。

美丽的巴尔喀什湖，张建华摄

结语

今天的中国哈萨克族与境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族是“同源异流”，双方早期共同的历史发展，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同宗亲缘关系使哈萨克汗国的建立与发展同毗邻的中国西域密不可分，直至双方确立松散的宗藩从属体制，部分哈萨克人入籍中国，哈萨克民族成为跨界民族。研究中国哈萨克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研究乾隆之前中国哈萨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实际也是在探讨今天境外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文化。所以，中国哈萨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共享的跨境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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