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先从一个极其反常识的画面说起。
1937年12月17日夜里，南京城北幕府山脚下的江滩上，几万名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日军押着往长江边走。他们已经整整三天没有吃过一粒米，没有喝过一口水。零度以下的江风刮过，有人靠舔地上的薄霜解渴，有人靠着墙慢慢滑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这几万人里，有一个叫沈博施的人。他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参谋处的少校参谋，二十六岁。从被俘的第一天起，他就在做一件事：用手指在泥地上画营区的火力点，联络身边还能动的人，等一个时机。
三天之后，时机来了。队伍里有人用牙咬开了前面人手上的布绳。手腕刚能活动，人群里炸出一声喊：“夺枪！夺枪！”几万个饿到只剩骨架的人，朝着押解的日军扑了过去。一个叫宗形鹤一的日军少尉刚要拔刀，就被几个人按在地上，军刀被夺走，反手砍了下去。
当天晚上十点，日军辎重特务兵远藤重太郎在《阵中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宗形君阵亡”。
这是整场南京大屠杀里，最容易被一句“三十万”盖过去的一个瞬间。但如果你顺着这个瞬间往两头挖，会发现它底下压着的东西，比“悲壮”两个字要复杂得多，也冷得多。
一、那五万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五万国军精锐”——这个说法需要先拆一层。
1937年12月在幕府山和草鞋峡一带被日军山田支队俘虏的，确实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五万多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当时中国军队里装备最好、训练最正规的部队：第87师、第88师、第36师，以及教导总队。第87、88、36这三个师是当时中国陆军里少有的德械师，装备毛瑟步枪、马克沁重机枪，由德国教官训练，士兵在无锡接受过系统的交叉火力战术集训。教导总队更是精锐中的精锐，是国民政府倾注资源培养的“模范部队”。
但这五万“精锐”在幕府山下的状态，跟“精锐”两个字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们在被俘之前，已经在淞沪战场上打了整整三个月。淞沪会战结束时，这些部队的减员率普遍超过百分之五十，有的团打到最后只剩几百人能站着。从上海撤下来之后，没有休整，没有补充兵员，没有重新整编，直接被推上了南京的防线。南京守军名义上有十余万人，但大半是淞沪退下来的残部，枪械残缺，弹药不足，甚至有士兵上了城墙，手里连枪都没有。
换句话说，被关在幕府山下的这五万多人，在走进战俘营之前，已经是一支被打空了的军队。他们的“精锐”身份，属于两个月前。1937年12月的他们，是一群伤口还没结痂、军装下面裹着绷带、弹药袋里空空荡荡的人。
二、比日军更早杀死他们的，是一道自己人下的命令
如果只是“打残了”，这五万人未必会全部走进战俘营。
南京保卫战在军事上的失败，有一个极其具体、极其致命的环节，它的名字叫“收缴船只”。
1937年11月24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到任之后，他做了三件事：公开表态“誓与南京共存亡”，严令各部队不许擅自后撤，把南京城里可以用来渡江的船只全部收缴，下关江边的两艘大渡轮直接调去了汉口。收缴船只的公开理由是“断绝退路，提振士气”，让士兵知道没有后路可退，只能死战。
这个逻辑在士气管理上或许有它的道理。但它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一旦城破，数万人靠什么过江？
12月12日，唐生智下达了“总退却令”。这道命令来得极其突然。前线士兵此前接到的命令还是“死守”，没有任何过渡，没有提前安排渡江次序，没有后卫掩护方案。退却令一下，所有部队几乎同时涌向下关码头和长江边。而船呢？船已经被收走了。宋希濂后来回忆，如果那两艘渡轮还在，最少可以转移三万人过江。留在江边的，只有少量小火轮和两三百条民用小船，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