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爹恢复名誉后，上面来人慰问，他说：给我儿子安排个工作

1980年春天，土地刚化冻的时候，上面来人了，到我家慰问走访。

那时候政策刚落实，爹恢复了名誉，工资开始正常发放，一个月30多块钱。钱不算多，但搁在以前，这钱一分都没有。家里日子紧巴巴的，这30多块能顶上不少事。

来人坐在我家堂屋里，问爹有啥困难、有啥要求、有啥希望。

爹想了想，说：“给我儿子安排个工作吧。”

这话说得直接。我那时在旁边听着，觉得爹也太不会说话了，人家来慰问，你怎么上来就提要求。但爹就是这么个人，一辈子教书，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

来人倒是没恼，点了点头，说行。后来又问他，你家这房子，要不给你翻盖一下？住着也舒坦点。

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用了。就把我们原来那老地方还给我们就行。以后有条件，我们自己盖。”

我当时觉得爹傻。公家给盖房子，这是多大的好事，别人求都求不来，他倒好，一口回绝了。我后来还专门问过他：“爹，为啥不让他们盖？他们盖上你不就松心了？”

爹抽了一口烟，说：“我怕他们盖得不结实，糊弄我。所以我就没想着让他们改。”

这话听着有点轴，但搁在那个年月，也不全没道理。

后来工作人员又提了一嘴，说你们爷俩要不上城里住去？

爹还是摇头，说：“还在村里吧，去了城里也没法干活，怎么过日子呀？”

对方听他这么说，也就不再解释了。

很多年后我才琢磨明白，那话里可能藏着别的意思，是一种安排，也是一种态度。但爹没听出来，或者说，他听出来了，也不愿意接。

他这人认死理，觉得庄稼人就得在庄稼地里待着，去了城里，地种不了，活干不了，那不是享福，那是遭罪。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从村边那间小破房里搬了出来，搬回了原来的家。

那房子已经不像从前了，不是早年间的大瓦房，院墙塌了半截，屋顶的瓦也缺了好几块。但好歹地方是我们自己的，院子够大，能晒粮食，能堆柴火，比挤在那间小破房里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搬回来之后，日子算是慢慢走上了正轨。

爹继续教书，我对象也在那家罐头厂上了班，虽然只是个临时工，但好歹有了个进项。家里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处处透着一股紧巴劲儿。我以为这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可搬回来没到三年，奶奶就没了。

奶奶是夜里走的，走得不算突然。那阵子她身体就不太好，一直躺在床上，吃不下什么东西。爹请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人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说是老了，器官都衰竭了，让准备后事。爹没说话，坐在奶奶床边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奶奶就咽了气。

又过了两年，爷爷也没了。

爷爷是肺癌。送去城里医院，大夫把爹叫到一边，说人已经到了晚期，没多长时间待头了，让他们拿个主意。有人劝爹，说就在医院住着吧，反正花钱有人给报销，住一天是一天。

爹没吭声，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不也是白扔钱吗？”

然后他就把爷爷拉回了家。

爷爷是在家里走的。走之前那几天，他疼得厉害，爹就守在他旁边，给他喂水，给他擦身子。爷爷最后说了一句话，说这辈子教了这么多年书，到头来最亏欠的就是家里人。爹听了也没说话，就是眼泪掉了下来。

爷爷去世那天，是1985年。

那一年，爹的工资已经涨到70多了，比五年前翻了一倍还多。可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也跟着爷爷的去世，彻底断了。

爹去世之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了很多。我和我对象守着这个院子，继续过日子。我对象从那家罐头厂出来了，自己找了个活儿干。我没读过多少书，就帮着家里种地、喂鸡、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紧，但也能过。

后来有一次，我收拾柜子，翻出了一个红色的小本子。

封面上印着几个字：离休老干部。

我打开看了看，上面写着我爹的名字，还有他的工作日期、退休年限。纸页已经有些发黄了，但字迹还很清楚。我拿着那个本子，愣了好一会儿。

爹这辈子，教书教了一辈子。我们附近这几个村庄里，上了年纪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有的还专门跑过来跟我说，你公公当年教过我，他课讲得好，人也正派。

后来爹走了，还有很多学生来家里送东西，有拿鸡蛋的，有拿点心的，也有什么都不拿，就过来坐坐的。

我也常常想，我对象这人，脑子聪明，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好，可能就是随了他爷和他妈。爹是教书的，他妈也是教书的，两口子都是读书人，基因摆在那里，差不到哪儿去。

我对象有时候会说起小时候的事。他说他爷对他特别严，写作业写不好要挨打，背书背不下来不让吃饭。但他又说，他爷从来没打过他，顶多就是瞪他一眼。他说他爷那一眼，比打他还难受。

我听他说这些的时候，就想起爹坐在堂屋里，抽着烟，慢悠悠说话的样子。他这人一辈子没占过公家便宜，也没让公家亏待过自己。该要的他要，不该要的他一分不拿。

那几年，也有人替他惋惜，说当年要是让公家把房子盖了，现在住着多舒坦。也有人替他后悔，说要是去了城里，日子肯定比在农村强。但我知道，爹不会后悔。

他这一辈子，活得硬气，也活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