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高二开学第一天，梁老师把我的书包拎到靠窗的空位上，说：“林夏，以后你和周砚同桌，记得提醒他交作业。”
我抱着一摞刚收来的练习册，愣在过道里。后排有人喊：“新保姆来了！”笑声刚起，周砚的作业本就被一只脚踢到了我面前。
我急着收齐小组作业，先踩住本子，抬头问梁老师：“我的作业没写完，谁来提醒我？”
教室一下静了。周砚从座位上伸手来取本子，我以为他要说谢谢，脚刚抬开，就听见他说：“你踩住封面了。”
封面上果然有半个灰鞋印。我把本子捡起来，拍了两下，走到后排那张桌前：“谁踢的，谁跟我一起去把这页擦干净。”
踢本子的男生说他只是碰了一下。我指着还压在他椅子腿下的另一角封皮，他没再辩，抽了张纸跟我去了讲台旁。
梁老师等我们回来才开口：“刚才的安排是我说得不妥。交作业由课代表按组收，遗漏了我来处理。”
他又看向后排：“拿同学开玩笑、踢别人的东西，也由我处理。午休后来办公室说明白。”男生低下头，把擦过的本子还给周砚。
我坐到窗边，发现桌面被周砚的书和笔盒占了大半。他没有看我，只把东西逐件挪过去，用笔沿桌缝比出一条线。
“这边给你。”他说，“笔盒放过去会挡你的胳膊。”我把书包塞进桌肚，胳膊试着放上去，刚好够写字。
第一节课前，我在桌角看见一张提示卡，上面写着周砚不喜欢别人突然碰他；需要叫他时，先喊名字，给他一点回应的时间。
卡片下方还列了铃响、换课和取书的顺序。我看了一眼就收回目光，把自己的水杯放到线的另一边。
数学课上，梁老师让我们传下新卷子。周砚先看了一眼人数，再一张张数给后排；传到最后一张时，铃声响了，他又从头数了一遍。
后排催得响，我也想说快点，却看见他指尖停在第三张，正等着有人回答他少的是哪一份。课代表报出缺席同学的名字，他才把卷子递出去。
中午我留下来收语文作业。收齐一组，另一组又有人说本子不见了，我在两排桌椅间找了半天，饭卡都快被手心捂热。
走到后门时，我听见有人拖长声音学周砚：“十二点十七，还是十二点十八？你再说一次。”几个男生围着他的桌子笑。
周砚问的是下午体育课几点集合。他把时间写在便签上，刚写完，借出去的尺子又被人拿到后排，压在一本漫画下面。
我站在过道上，说：“尺子谁借的，自己还回来。”拿尺子的男生冲我眨眼：“你不是不当保姆吗？”
“我来收作业，挡着路了。”我把手里一摞本子往他桌上一放，“你还完，我就能过去。”
他嫌本子碍事，抽出尺子走到周砚桌边，往桌上一搁。周砚把尺子拿起来，看了看刻度，放进笔袋，继续核对便签上的时间。
男生冲我摊手：“看见没？连声谢谢都没有。”我本来就饿，听他一说，火气也跟着往上蹿。
周砚却在我身后说：“体育课集合是两点二十。刚才那个人说两点十七，我需要确认。”
“你跟我说这个干吗？”我转过去，看见他面前多了三摞练习册，每摞最上面都夹着不同颜色的组号条。
我刚才找了半天的语文作业，正按组放在他桌上。最薄的一摞旁边，还单独留着一张纸，写了两个人的名字。
“他们没交。”周砚指着名字，“我数过了。你刚才找的是第四组，他们的本子在最下面。”
我抽出那两本，一本不少，喉咙里的火堵了一下。“你什么时候收的？”
“你去后排的时候。”他说完，拿起笔又在便签上添了一个问号，“但集合地点没人告诉我。”
我说操场东边，他问东边是篮球架旁还是旗杆旁。我说到了就知道，他看着我，显然没得到能用的答案。
我又急又饿，指了指窗外：“就那边。你看得到吗？”他顺着我的手望过去，视线却落在窗沿上，半天没说话。
我以为他故意较劲，拎起作业就走。刚走到门口，语文课代表叫住我：“第四组那两本呢？老师现在就要。”
我把本子交过去。我要找的作业，他已经按组放好；他问我的集合地点，我却只给了句“到了就知道”。我回头时，他正重新擦写那张集合便签。
午饭只剩十分钟，我打了半碗饭端回教室。周砚还在座位上，桌角的便签被他撕下来又写了两张，连尺子也摆得端端正正。
我放下饭盒，抽出一张新的便签，画了个粗糙的小方框。左上写旗杆，右边写篮球架，再从教学楼门口画一条箭头。
“两点二十，在旗杆和篮球架中间这块空地。”我把纸推过桌缝，“如果老师临时改了，我会告诉全组，你也能听见。”
周砚盯着图看了一阵，把自己那张写满问号的纸折起来。“现在能找到。”他把我的便签放进笔袋透明夹层。
“那我能吃饭了吗？”我拿起筷子。他点头，又说：“你的饭快凉了。”
我差点被这句噎住。他认真地把自己的书往里又挪了两厘米，给饭盒腾出位置，我只好把想说的话和米饭一起咽下去。
下午体育老师临时让全班先去器材室领球。我正跟着人群下楼，周砚在楼梯口叫了我的名字，等我转身才问：“是所有人都去器材室吗？”
我说是，他点头，沿着队伍往前走。他没有要我带路；我也没再像中午那样随手一指。
放学前，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当着课代表的面重新分了收作业的组别。他说周砚有需要时可以向老师提出来，我也可以直接说自己忙不过来。
我问：“那以后换教室、换时间，谁通知？”梁老师把班级通知表拿出来，让各科课代表负责写在黑板右上角。
周砚来交数学卷时听见了，问：“擦黑板的人会把通知一起擦掉吗？”梁老师愣了一下，在通知表旁添上“课前核对”四个字。
回教室的路上，我走得快，周砚隔着两步跟在后面。到座位前，他先喊了我一声，等我回头才把那张画地图的便签还给我。
纸背面多了一行字：第四组明天收英语，缺席名单放课代表桌上。我看着自己歪斜的箭头，问他：“你不是拿去找路了吗？”
“找到了，就不用带着。”他顿了顿，“但背面还能写。”
我把便签压进笔袋，说：“明天别把我的笔也按颜色排了。我自己找得到。”
“我没碰你的笔。”周砚把桌上的分界线又比了一遍，“你也别突然拿我的尺子。先说一声。”
我说好，拉开椅子写没写完的作业。他在另一半桌上翻开卷子，窗外的夕阳刚好照到那条桌缝，我们谁也没再往对面挪。
第二天数学课，前排高个子同学一站起来，我就只看得到半块黑板。等他坐下，梁老师写到第三行的公式已经擦掉了。
我把“能不能坐矮点，你挡住黑板了”写在纸条上，戳了戳前排的背。他回头接过去，才发现我把纸条递错了方向，落进了周砚手里。
周砚看完，往旁边挪了挪。我被他一本正经的动作逗笑，在纸条空白处画了个猪头，添上两个夸张的大耳朵，再推回去。
他盯着纸看了十几秒，认真写下一句：“猪耳朵遮住了公式的第二步。”
我低头一看，刚才抄到纸上的推导真被自己画的耳朵盖了半行。抬头时前排已经坐下，我只好把猪耳朵涂黑，等下课再补。
铃响后，周砚把他的笔记转向我。我以为他是要借我抄，那一页却密密麻麻，黑板上省掉的每一步都在，连我看不懂的地方也被他圈了出来。
“你写得太省略了。”我指着最后一行说，“前面还在求斜率，怎么忽然就有答案？”
“答案对。”周砚把卷子翻到背面，露出参考答案的数字。我把卷子推回去：“我知道它对。你告诉我为什么能这么算。”
他拿起笔，写了一个等号，又停住。“前一步代入。”
“代哪个？”我把自己的草稿纸摊开，上面只有两条算歪的直线，“你从我写错的这儿开始说。”
周砚看了我的纸一眼，用笔尖点住坐标的负号。“这里漏了负数。先改它，后面才有斜率。”
我改完，他却把笔收起来，等着我继续算。等我算到下一行，又把刚才那张猪头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了“移项”“代入”“检查”三个词。
我照着三个词做，算出的结果还是不对。他没替我改，只把我漏乘的括号圈出来。我重算到午休，终于让最后一行和答案对上。
“这也太费劲了。”我揉着手腕说。他说：“你刚才问的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数字，为什么有三处。”
我瞪着那张满是修改痕迹的纸，发现自己确实能说清每个数从哪儿来。过去一看到这种大题，我通常只写个“解”字。
下一次小测，梁老师把我们带到实验楼。周砚照旧往原教室走，课代表在楼梯口喊他，他停下，翻出前一天抄的课程表，反复确认教室号。
我跑过去说了两遍“快点，都走了”，他越听越皱眉。等我想起桌角那张提示卡，便把黑板通知拍下的照片给他看。
“第二节小测，实验楼三层，301。”我说，“昨天晚自习改的。我们现在一起上楼，还来得及。”
周砚看完照片，跟我上了楼。进门前他问，为什么原教室的课程表没改；我说忘了拍给他看，回去会提醒课代表核对。
小测卷发下来，我先翻到最后一道大题。题目换了数字，方法和那张猪头纸背面的三步差不多，我把步骤写在草稿纸边上，慢慢往下算。
周砚提前交卷，我还在检查括号。他经过我桌边时看见那三个词，却什么也没说，只从后门出去等下一节课。
发卷那天，最后一道大题下面有一排红勾。虽然我算错了末尾一个数，过程拿了八分；总分比上次高了十六分。
我把卷子竖起来给周砚看：“八分。你那三个词管用。”
他先看我错的那个数，说：“如果最后再检查一次括号，可以多两分。”见我脸垮下来，他才补了一句，“八分比零分多。”
我笑出声，把卷子收回去：“先让我高兴到晚饭吧。错的那两分，明天再算。”
梁老师也看见了分数，课后把我叫到讲台边。他问我是不是开始能听懂讲解，我说只听懂了一种，还想再试几题。
他给我圈了三道同类题，让我先独立做。周砚路过时看见题号，开口就报出第一题答案，我立刻把卷子盖住。
“停。我现在不要答案。”我说，“做完了你再帮我找错。”
他站在原地，像是想把已经说出口的数字收回去。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我等你做完。”
这一等直到晚自习结束。我第一题就卡了二十分钟，周砚只在旁边做自己的卷子；等我把三道题推过去，他才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两处错误。
第一处是我自己漏写条件，第二处连梁老师上课讲的例题也容易混。我把两处抄进订正本，想回家给我妈看。
我妈在城南的小超市上夜班，平常我回家时她已经出门。这晚她难得在桌边吃饭，旁边放着一只褐色文件袋。
我还没坐稳，就把小测卷摊到她面前：“妈，最后那道大题我写出来了。老师说下次月考可以照这个办法试。”
她拿起卷子，看了看红色分数，又把文件袋推过来。“先看看这个。你舅妈托人问的，工厂那边要人。”
袋里是一张进厂报到通知，印着地址和下周一的日期。我翻到工资那栏，看见每月3500元，纸角被我捏出一道折痕。
“你还差一年多就毕业了。”我把卷子往回拉，“我最近能学会。”
我妈把筷子搁下：“房租下个月要交。你学会一道题，房东不会少收一块钱。”
我想把八分的过程讲给她听，可她要的是下周一能不能到岗。我盯着卷上的红勾，忽然连开头该说哪一步都忘了。
她说厂里有宿舍，干得好还能加班。她认识的人已经替我问过班次，让我周末带身份证去看看。
“你什么时候问的？”我问。她没有避开我的眼睛：“上周。那时你还没说想继续念。”
我把通知折回文件袋，没答应去，也没当场把它撕了。桌上那道菜已经凉了，我吃完半碗饭，带着卷子回房间。
订正本夹在课本里，第一页写着周砚给我的三个词。我翻到后面，照着梁老师圈的题又做了一遍，第二题仍旧错在括号。
我妈敲门送来热水，看见我还在算，站了一会儿才说：“这几天想清楚。厂里不能一直给你留位置。”
门关上后，我在通知背面记下报到日期，又把月考时间写在旁边。两个日期隔得太远，单靠今晚这张卷子，我说服不了她。
周一早上，我比值日生还早到教室，把桌肚里积下的讲义一张张抽出来。能用的塞进书包，过期的卷子摞在地上，桌面很快空了一大片。
周砚到座位前停住，看着我抱着的书问：“换教室了吗？”
“没有。”我把一本旧练习册往书包里塞，“也许以后都不用赶早读。上班比读书轻松，算完一天就能下班。”
他坐下，没碰我桌上的东西。早读铃响了，他把课本翻到当天那页，隔了几分钟又问：“那你明天还来吗？”
“不知道。”我答得很快，眼睛盯着书包拉链。
“后天呢？下周一呢？”他在便签上写了三个日期，“下一次见面是哪一天？”
拉链卡住一截卷角，我猛地一拽，纸被撕开了。“我说了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你别一个日期一个日期地问我。”
全班有几个人抬头。周砚把便签翻过去，手指压着纸边，没有再问。梁老师从后门进来，见我们桌上乱着，先让大家继续早读。
我把撕破的卷子塞回书包，才发现昨晚的进厂通知也夹在课本中间，露出了“下周一报到”几个字。周砚低头看了一眼，随即把目光移开。
第一节课我没记进几个字。下课后，我去办公室找梁老师，说想请两天假处理家里的事，却迟迟说不出要处理什么。
梁老师倒了杯水放到桌边：“你先坐。刚才周砚来问我，下周一班里是不是有人转学。他给我看了一个日期，但没有拿你的东西。”
我攥着杯子，终于把通知的事说了。从我妈问到工厂岗位，到每月3500元，再到她要我周末带身份证去看宿舍，一个字都没省。
梁老师问：“你自己想去吗？”
“不想。”我把订正本放在他桌上，“以前不会的题，我现在能做一点了。我想读完高中，至少让我试到这学期结束。”
我翻给他看小测卷和三道订正题。梁老师看了红勾，也看了我仍然算错的那一题，说：“这是你做出来的，我能拿它和你母亲谈。但家里的钱，不能只靠一道题解决。”
他让我先回去上课，说午休会查学校现有的助学办法，再和年级组核对申请条件。我站起来时，他又问我妈是否知道我有继续读书的意愿。
“知道。”我说，“她觉得没用。我想请她来听一次课，让她看看我现在到底在学什么。”
梁老师说可以给家长安排旁听，但要先问她能不能来。他拿起电话时，我说：“我自己打。她先得听我把话讲完。”
回教室的路上，我在楼梯口遇见周砚。他拿着水杯站在一旁，给赶下楼的人让路，见我走近，才问：“你是下周一去工厂吗？”
“通知上这么写。”我说，“我还没答应。我妈想让我去，因为家里缺钱。”
他看着我，隔了好一会儿才说：“别换我同桌。”
我以为自己会又发火，结果只问：“如果我家真交不上房租，你能替我付吗？”
“不能。”他说得很轻，手里的杯盖被他拧紧了又松开，“我刚才问老师有没有人转学，也只知道这个日期。”
“我知道你想问清楚。”我说，“但我现在没有答案。等我和我妈谈完，能确定哪天来，我会告诉你。”
周砚点了点头，让开楼梯。他没有继续追问。我回到座位，发现他把便签上的三个日期划掉，只留下当天的课程表。
午休前，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学校有面向困难家庭的助学申请，材料要由家长和班主任一起核实；年级组也能协调我在校期间的饭费。
他把申请所需的材料写给我，没有说一定能批。“你先把真实情况告诉你母亲。她愿意来，我们一起把账算清楚。”
我拿着纸站了一会儿，问：“如果申请没批呢？”
“那就再找别的办法。”梁老师说，“今天先解决一件事：让她知道你想继续读，而且学校愿意一起想办法。”
我走到走廊尽头，用自己的手机拨给我妈。她那边机器声很大，接通后第一句就问我是不是身份证找不到了。
“身份证在家。”我说，“妈，我想读完这学期。明天下午学校有数学课，你能不能来听一节？我请过梁老师了。”
她说店里请假要扣钱。我握着手机，没有像昨晚那样急着说分数，只告诉她我会把订正本、最近的卷子和助学材料都带上。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阵。她问：“学校真有帮忙交饭费的办法？”
“梁老师今天查过了，要核实材料，不能保证马上批。”我说，“你来一趟，我们当面问清楚。我也想给你看我现在能做的题。”
她又问：“看完就能决定以后都读下去？”
“看完先决定这学期。”我把通知上的报到日期念给她听，“明天还没到周末，我们有时间商量。你别先替我答应厂里。”
她呼出一口气，答应明天下午来，但说当天就要听到我继续读书的理由，不能只看一张考得好些的卷子。
我挂断电话，在梁老师写的材料清单背面记下她请假的时间。手抖得字有点歪，我又重新写了一遍，免得她到校时找不到教室。
下午我没有再收拾桌肚。周砚看见我把讲义放回去，问：“明天你来吗？”
“来。我妈也来听课。”我把数学书放在桌上，“我得自己做那道总算错的题。做完之前，你别告诉我答案。”
他把正要打开的笔记合上：“可以。你如果要我检查步骤，先告诉我。”
我说好，又想起早上的事：“刚才我吼你了，对不起。你问日期，我知道你是想安排好，只是我当时答不出来。”
“我不该连着问三个。”周砚把那张划掉日期的便签递给我，“现在只写明天，可以吗？”
便签上写着“明天下午，301教室，数学课”。我核对了一眼，说：“这次不是实验楼，是本楼三层。我妈也容易走错。”
周砚拿回笔，在“301”前添上教学楼的名字。我抽出卷子，先把题目中的条件圈全，再把漏乘的括号单独写在草稿纸上。
放学时，我算到了最后一行，答案仍差了一个符号。我没有把纸揉掉，只在旁边标出自己卡住的位置，准备明天上课问梁老师。
回家前，我给我妈发了教室的位置和上课时间，又拍下订正本里那道拿到八分的题。消息发出后，她回了两个字：“收到。”
我把手机放进书包，重新打开那道没算完的题。明天要说的话还没练熟，但我已经能指给她看：从哪个负号开始，我学会了把后面的步骤一步步写出来。
第二天下午，我妈按短信里的时间到了教学楼。她穿着超市的工作服，袖口还沾着搬货时蹭上的纸屑，站在301门外，先问我会不会耽误老师上课。
梁老师给她搬了把椅子，放在教室后面。我没来得及多说，铃就响了，只能抱着订正本回到座位。
周砚看了眼门口，低声问：“你妈妈找到教室了？”我点头。他把本来摊在桌缝上的草稿纸收回自己那半边，给我腾出放卷子的地方。
梁老师讲到最后一道大题时，叫我上去说说前两步。我攥着粉笔走到黑板前，想起昨晚背过的句子，先把答案写了上去。
后排有人说：“直接写后面的吧，这个大家都会。”我正要接着背，却看见第二行里的负号，和我昨天算错的地方一模一样。
我停住，拿板擦把刚写的答案擦掉。擦到一半，手上沾了一层白灰，教室里也安静下来。我妈就坐在后排，等着听我继续读书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