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理观实践，以相知促同行——首届京沪非洲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闭幕

10月25日中午，首届京沪非洲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智库楼106会议室落下帷幕。本届论坛由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共同发起，以“非洲发展转型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从学理到实践”为主题。自10月24日开幕以来，分设八个分论坛，来自京沪及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近70位学者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密集研讨，涉及非洲发展转型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相关的一系列重大议题。

八个分论坛分别从帝国、种族与政治生命的历史逻辑，到如何从独立走向自主的中非经验对话，再到非洲经济转型、青年能力建设、中资企业劳工合规与社会治理转型，既有一手档案与田野调查材料，也有国别案例之间的横向对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论坛形成了以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中青年学者为发言主体，来自全国非洲研究领域、跨区域研究领域、交叉学科领域、多家期刊资深编辑等权威专家为评议主体的同场论学格局。论坛为中国的非洲研究从经验研究走向自主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奠定了代际接续与学术共同体的基础。

闭幕式由复旦大学上海全球南方学院、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熊星翰主持，上海全球南方学院副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崇圣，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长聘副教授许亮先后作主旨演讲，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全球南方学院副院长张怡教授致闭幕辞。

杨崇圣以“让相知跟上同行的脚步”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说，翻看论坛手册，历史、政治、产业、劳工、青年、公共卫生——几乎每一个议题背后都有漫长的历史，也有正在改变的生活；中非同行的路已经走得很远，“我们对彼此的认识，能不能跟上同行的脚步”，是这一场相聚留下的共同之问。

复旦大学上海全球南方学院副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崇圣

他指出，今天的中非关系已进入许多普通人的日常：一家企业如何维系经营，一个非洲青年为什么学中文，一项技术如何在当地推广，都与这段关系相连。关系越深，理解就越需要入微——过去可以笼统谈论的事，如今要辨明其中的分别；过去主要靠文件了解的问题，如今要走进现场，真听、真看、真感受。

结合自己在南部非洲与东部非洲的田野经历，杨崇圣强调，对一个国家的理解终究要经过对人的理解，“不仅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要经万千事、识万千人”。那些被称作“发展”的叙事，对当地人也许只是一份能长长久久做下去的营生、是家里的收入有了着落、是孩子能多几个选择——把这些愿望放进研究，对非洲的认识才有真实的分量。社会的运行不以大学学科的设置为边界，这正是强调跨学科、懂语言、重田野的原因。

杨崇圣最后表示，新的研究机构最应看重的不是一时的成果，而是让长期研究有所依托，让愿意把一个问题追问多年的人安心做下去；尤其希望非洲同行更充分地参与进来，共同决定什么值得研究、共同分析尚无定论的材料，彼此才会真正成为学术上的伙伴。他寄语有志前往南方国家深耕的青年学人：“倘若你无惧结果，我们便造一座港口——上海全球南方学院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随后，许亮以“所谓的发展年代：20世纪中叶非洲现代化尝试的再审视”为题作主旨演讲，演讲基于他与北京师范大学刘少楠合作发表的最新研究。他坦言，这不是一项实证研究，而更像一场“思辨实验”——别人都说非洲不行，他偏偏要说“非洲可能还行”。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长聘副教授许亮

许亮指出，当下关于非洲发展的讨论几乎不触及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种“拒绝回眸”很可能是理解非洲现代化进程的盲点。美国非洲史学者弗雷德里克·库珀在《1940年以来的非洲》中曾提及1940年至1973年这一“发展年代”却未作系统阐释，由此他追问：非洲是否也曾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充满可能性的现代化探索时期？在他看来，这段历程分为两个阶段：先是殖民晚期宗主国推出的发展改造计划；非洲国家独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接过“发展”话语，又重新定义它，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尝试摆脱经济依附、争取经济主权。

他提醒说，若回到20世纪中叶，非洲才是当时全球经济学家眼中的“优等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当年婉拒李光耀的邀请，选择前往加纳，为恩克鲁玛政府担任经济顾问。非洲与亚洲发展轨迹真正拉开差距，发生在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石油危机、债务压力重创非洲经济，形成一场深刻的 “亚非大分流”。

他还用两个细节还原了那个年代对现代生活的向往：赞比亚铜带省的产业工人下班后换上考究的三件套西装参加工会晚宴，赞比亚航空的空姐身着现代制服穿梭于卢萨卡与欧洲各大城市之间。

最后，许亮从工农关系失衡、区域一体化滞后以及国际合作三个维度总结了这段历史的启示，并借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我宁愿做一个犯错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愿做一个完全正确的悲观主义者”。他表示，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非洲的“发展年代”，可以找回一些非洲现代化的主体性与自信心，“非洲的复兴之路，一定不会是绝望之路。”

张怡代表主办方致闭幕辞。她笑言，田野调查是上海全球南方学院的特色，这两天对与会的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作了一次“在地观察”——这是一个“天真、乐观，而且非常年轻、具有活力”的共同体；更让她感动的是，国内会议往往开幕式群英荟萃、闭幕式所剩无几，而今天仍有这么多学者留在会场。

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海全球南方学院副院长张怡教授

张怡结合阅读会议手册中论文摘要的体会，分享了四点看法。第一，中非关系走到今天，靠的并不是利益计算，而是一份深沉的历史共识；中国正是从独立走向自主的典范，因而在探讨非洲自主发展时最有话语权——中非之间不是先进带动落后，而是两种文明、两段历史对现代化的共同探索。第二，中非合作正处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的关口：随着全球南方群体崛起，非洲在自贸区建设、关键矿产、绿色转型、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话语权显著提升，已成为大国博弈中彼此都想拉拢的场域，合作需要超越传统的援助、贸易与投资逻辑，向战略发展对接与治理经验互鉴深化。

她接着说，第三，命运共同体归根到底是人的共同体，中非关系的成色最终由具体的人来评判；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工厂与矿山，非洲青年走进中国的课堂与实验室，双方在真实相处中获得理解、也遭遇摩擦，劳动合同是否规范、社区互动是否尊重、一项投资能否惠及当地青年，这些小切口的背后是关系能否行稳致远的大问题。第四，中国的非洲研究既要回答“中非关系怎么办”的现实之问，也要回答“为谁而做”的主体之问：不能永远用西方的概念解释非洲、用西方的遗产设定议程，而要从“研究非洲”走向“与非洲共同研究”，让非洲学者成为平等的对话者。

张怡介绍，上海全球南方学院今年9月才成立，本届论坛是该院举办的第一场学术活动。她希望各位学者把一天半讨论中的真知灼见延续下去，也期待未来的京沪非洲研究论坛上呈现更精彩的观点。

闭幕式最后，熊星翰代表会务组向与会嘉宾、各分论坛主持人与评议人、全体发言人以及工作组团队和志愿者同学致谢，并宣布首届京沪非洲研究论坛圆满结束。

复旦大学上海全球南方学院、复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熊星翰

论坛虽已落幕，留下的追问仍在延续：从殖民晚期与独立初期的历史经验，到工厂、乡村、矿山与课堂里的日常相处，与会学者所期待的，是把这些议题从一天半的会场带进更长的田野与更久的时间之中。作为五校共同发起的学术平台，论坛期待京沪两地以及国内外非洲研究的协同由此进一步深化，并在未来于议题设置、人才培养与联合田野调查等方面继续拓展。

来源 | 复旦大学上海全球南方学院

排版 | 王艺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