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转折之城定航向，雄关漫道从头越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长征·山河回响

90多年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90多年后，这座转折之城已经成为党性淬炼的“鲜活课堂”。

遵义。

这里是遵义，一座扼守川黔咽喉的历史名城。因为遵义会议，它获得了一个动人心魄的名号，“转折之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央红军长征以来，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用整整3天时间总结经验教训，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图为遵义市旧照。

此时，红军已经因为“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而损失惨重，处在危急时刻。

长征从瑞金走出来，一路走得艰难。该退时不退，该走时乱走，把有计划、有目的的战略撤退，变成了仓促被动的逃跑行动。

更加要命的是，战略转移本来应该是轻装突围，但博古、李德进行的是“甬道式”大搬家，要求红军携带大量笨重物资，印钞机、车床等等都要带上。这不仅拖慢了红军的行动，更让敌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准备。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在广西全州、兴安，湘江沿岸，红军硬攻硬打5昼夜，艰难突破敌人数十万大军建立起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中央红军人数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血战后当地民间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沉重的代价让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受到极大震动，广大官兵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也弥漫开来。

下一步向何处去？仗还要这么打吗？

针对这两个问题，党中央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李德、博古等人坚持继续原来的目标与打法，去湘西一带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但是，这一意图早已被蒋介石集团觉察，他们已经在湘西部署了几十万大军，布好口袋阵，只待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包围圈。

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主张放弃去湖南，向西走，去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他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

长征初期，毛泽东因恶性疟疾缠身，一直躺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反“围剿”中负伤，也只能靠担架随军。与他们同行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行军途中，三人坦诚交换意见，并逐步取得一致。

1932年宁都会议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一直受到排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越来越不得人心，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由此逐步得到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认同。

中央陆续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讨论党和红军行军方向以及决策权、指挥权等问题。

图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方位示意图。

一次次讨论之后，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决定一切的状态发生了改变，新的共识逐渐形成。通道会议上，中央决定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取得了12天的休整机会。一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统一党内意志的会议，终于有条件召开了。

遵义会议会址原系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是当时遵义城中很好的房子。红军入城后，柏辉章一家仓皇出逃，其公馆便由红军借用。

遵义会议的会议室，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住宅的客厅，面积有27平方米。1935年1月15日，出席和列席会议的20位同志从各地赶来，齐聚一堂。这次至关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开始。

由于与会者白天要处理各类军政事宜，有部分会议时间安排在每天晚饭后。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讨论黎平会议所决定的在黔北建立苏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第二个议题是检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遵义会议会议室中的长方桌、木边藤椅、炭火盆等均保留了当年原样。

会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国民党力量强大、红军相对弱小、装备处于劣势等客观原因，而始终不从主观上作检讨。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着重从主观上、从红军自身指挥上的失误查找原因，并勇于承担责任，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

随后，张闻天发言，他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的“左”倾错误，被称为“反报告”。

描绘遵义会议召开场景的油画《1935年遵义》，是由沈尧伊在1997年绘制的。

张闻天话音刚落，毛泽东接着发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他们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将他们的错误精准概括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居住在遵义新城黔军旅长易少权的公馆。

会议是不同意见的争论，很多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都反对博古和李德。朱德甚至在会上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参加会议的20位成员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面对同志们的批评，博古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不同意其他同志的批评。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他发言态度强硬，却如坐针毡，他的翻译伍修权曾说，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看上去像是坐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

三天的争论之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彻底失去了支持土壤，毛泽东实事求是、灵活的“积极防御”和“运动战”战术得到肯定。“三人团”被取消，朱德和周恩来成为军事指挥者；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最高决策层。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正是这次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后，还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党内生活制度。1962年的时候，邓小平就曾说过：“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

在会议召开的同时，国民党40万大军再度集结，向遵义而来，党和红军仍然危机重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新的决策在中央达成共识，并转化为全党全军的统一共识和实际行动，成为实现转折的关键。

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游客在云南省威信县庄子上扎西会议旧址参观。新华社 梁志强 摄

1935年2月8日，扎西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迅速向全党全军传达，以决议精神统一思想，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图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为了统一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中央书记处随即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简明扼要概括决议要点。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赴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

图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3月中旬，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一渡赤水后，在扎西会议召开前后过程中，部队在川滇黔边往复穿插，声东击西，在不少战士眼中，这分明是在走弯路。

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那时迂回曲折走得很苦……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

运动战到底是什么？中央认为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向全军解释新的战略方针，才能将遵义会议的精神真正贯彻下去。

中央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也称《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布告用最通俗的语言阐明了“运动战”的精髓。

图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它说，“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是在白沙会议上传达的，当时是营以上干部参加，参会的干部人手一本。同时，各部队按照要求，通过干部会议、飞行集会等形式，将它迅速传达到基层指战员中。中央还要求师以上单位政治部派遣巡视员到连队进行巡视，传达解释遵义会议精神和布告内容。

除此之外，布告还在当时的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头版上进行了刊登。

困惑中艰苦行军的红军将士们，理解了“为什么”和“怎么办”。遵义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就这样转化为每一位红军战士都能理解并执行的行动指南。

当时担任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的萧锋回忆道：“传达到连队后，战士们个个喜形于色，情绪高昂，好似透过迷雾，看到了阳光一样，思想豁然亮了。”

当时执行过巡视任务的戴润生也谈道，“我记得最深的是中央《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指《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战士们都明白了和敌人转来转去、连续行军的意义，无论行军作战多么艰苦，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再也没有说怪话、发牢骚的了”。

中央的战略意图成功转化为全军的统一意志和强大战斗力，红军团结一致，上下同心，凝聚成无坚不摧的力量。

图为娄

山关。

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二渡赤水河，2月24日占领贵州桐梓，26日攻克险要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城，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随后又三渡、四渡赤水，声东击西，穿插调动，将数十万追兵甩在身后。

毛泽东后来写下沉雄绝唱《忆秦娥·娄山关》，如今被雕刻在娄山关的山壁上：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九十多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已成为遵义最深厚的红色基因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遵义红色资源富集。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在遵义转战3个多月，留下革命遗址遗迹358处、革命文物162处。资源丰厚，精神内涵却需常讲常新；若止步于复述历史，课程容易同质化，也难以回应学员现实困惑。

遵义市立足“伟大转折地”的历史坐标，持续挖掘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系统构建党性教育课程体系，把“有形的遗址遗迹”与“无形的革命精神”贯通起来，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教材。

遵义市红花岗区新发展党员在遵义会议会址举行集中入党宣誓仪式。

在课程体系上，遵义坚持系统化布局，围绕现场教学点开发党性教育课程，已有14门获评全省好课程，9门获评省赛一等奖，4门参加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教学中创新运用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情景模拟式等多种方式，让课堂更易感知、更易理解。

在资源转化上，遵义推动旧址变课堂、文物变教材、故事变课程。借助红色剧目、情景教学和学员编创演绎，让历史可触可感、入脑入心。

当地红色剧目《伟大转折》《追随》用于沉浸式教学，《国之本在家——一封家书》做成情景教学课，由学员全程编创演绎，在查史料、排剧目、上讲台中接受党性淬炼，使学员从“听故事的人”变为“进入历史的人”。

沉浸式红色剧目《伟大转折》

在遵义参加红色训练营活动的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王涵之对此感触颇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伟大转折》舞台剧。过去对遵义会议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而在舞台剧现场，历史场景近在眼前，那种感受更真切，也让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阵地建设上，遵义开展教学点周边环境整治、展陈提升、文物保护修缮和史料挖掘整理，升级打造37个省级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

遵义市持续创新党性教育方式方法。图为遵义市委党校组织学员自主编排演绎《一封家书》课程，在情景教学中全方位深化理想信念教育。

在此基础上，实施现场教学精品线路开发工程，围绕“生死攸关命运转折”“革命精神集中孕育”等主题，将遵义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猴场会议会址等市内外教学点串联成线，打造布局合理、内涵丰富的精品主题教学线路10条，形成红色资源串珠成链、党性教育层层深入的生动格局。

遵义市持续创新党性教育方式方法。图为习水县四渡赤水教学服务中心组织学员开展《重走长征路》体验式教学，模拟红军架设浮桥场景。

在贵州遵义干部学院参加培训的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的周立伟说道：“先去了遵义会议会址，又安排了一堂解读遵义会议精神内核的课程，这样学下来，感觉认知是螺旋式上升的，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结构。遵义会议精神到9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鲜活的现实价值。它那种穿越时空的顽强生命力，让我触动很大。”

从旧址参观到课程解读，从情景体验到精神内化，遵义正让红色资源由“静态陈列”转化为“鲜活教材”，使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在新时代党性教育中持续释放育人效能。

遵义市创新打造党性教育学习载体，推出《伟大转折》红色剧目。图为伟大转折剧场实景图。

2026年，遵义市级举办重点培训班次46期培训4200余人次，承接举办市外党性教育培训班次411期，培训党员干部2.3万余人次。

一处处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一件件革命文物变成生动课本。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精神没有随着硝烟的散去而封存于史册，它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讲述与传承中永放光芒。

（感谢贵州遵义市委组织部支持）

图片、视频：刘雅婷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