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妮娜·西蒙在Village Gate的现场

1961年3月30日到4月27日之间，走进Village Gate听妮娜·西蒙（Nina Simone）演唱，和1959年那次已经不一样了。

那几年她过得并不轻松。巡演和录音排得密密麻麻，常常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追逐经济上的自由，而成为古典音乐家的艺术目标始终遥不可及。从1959年的首张专辑《Little Girl Blue》开始，她四年里发行了七张专辑。歌迷爱她，但再多的赞美也替代不了亲近之人带来的陪伴。

演出开始前，观众席上是一片低低的交谈声。一句报幕打断了它：“女士们先生们，Village Gate此时非常荣幸地请出令人惊叹的妮娜·西蒙小姐。”她此前刚因为观众太吵，提前结束了在纽约Round Table的驻场。此刻她走上抬高的舞台，人一出场，气氛就定了下来。

她正在夺回自己生活和事业的主导权。现场录音里，口哨声和掌声一直漫进她唱给爱人的那首《Just in Time》。她唱：“Just in time you found me just in time. / Before you came my time was running low.”那是在感谢一个把她从孤独里拉出来的伴侣。但这句话，同样可以送给Village Gate——过去三年里，这里一直是她做艺术的可靠场所。

那几晚，她不只是要求观众注意，她掌控了整个房间。她以出人意料的曲风组合让人着迷，也以完全交付给音乐的能力让人着迷。她的全身表演表达的是她自己的意图，而不是观众的期待。录音里，她的曲目从曼哈顿中城百老汇舞台的浪漫声响，转到带有阿巴拉契亚影响的、不祥的蓝调音符，再转到南方教堂奋兴会上层层展开的声音崩解。在Gate里，她为自己建了一个能温柔接住她的地方。

《Nina at the Village Gate》是分层展开的：熟悉的、可预期的段落把观众拉近，意外的音乐引用又让人惊讶、保持距离。坐得足够近、能感到她存在的人，会先听到一条贝斯线，然后是她按下钢琴上一个轻柔的小调和弦；声音进入观众，也进入空间。她坐在钢琴前，乐队在她周围排成一道弧线——长期合作的吉他手Al Schackman、贝斯手Chris White、鼓手Rob Hamilton，四个人组成一个优雅的四重奏。

《Bells Are Ringing》里的《Just in Time》之后，是爵士标准曲《He Was Too Good to Me》，Richard Rodgers作曲、Lorenz Hart作词，为1930年的音乐剧《Simple Simon》而写。声音从熟悉的浪漫标准曲，转向Josh White版本《House of the Rising Sun》那令人不安的、吉他伴奏的演绎。这是一首警示歌，讲新奥尔良一家毁掉许多穷女孩的妓院；歌里的讲述者希望自己的经历能成为妹妹的警告——她的命运注定要在升起的太阳下展开，但妹妹不必跟着她的脚步走。

这首歌和黑人自由之歌《Brown Baby》、尼日利亚教师、活动家、鼓手Babatunde Olatunji作曲的《Zungo》、以及非裔美国灵歌《Children Go Where I Send You》被放在同一套曲目里，黑人国际主义的影响由此可闻。自由之歌在美国和全世界都有音乐传统，它连接着被奴役的非洲人在美国唱的灵歌，也连接着十九世纪Fisk Jubilee Singers等自由非裔美国人在海外演出的灵歌。在美国和南非，自由之歌还吸收劳动歌曲的传统，用呼应式演唱把听众拉进表演。

西蒙在Gate的这套曲目本身就浸在这条传统里：民谣和她在教堂里从小听到的福音、灵歌并置，和她受训的古典音乐并置，和她在夜总会里打磨成熟的爵士标准曲并置。尤其是民谣传统，把她和强调劳动状况是斗争关键部分的国际黑人自由运动连在了一起。

唱《Brown Baby》时，她把作曲家Oscar Brown Jr.的榜样也请进了房间，连同始终伴随他的黑人自豪的呼唤。这首歌是唱给下一代人的，期待棕色皮肤的孩子们能“从丰盛的杯子里饮水”。歌手要求：“I want you to stand up tall and proud / And I want you to speak up clear and loud.”歌曲以行动号召收尾，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愿望：未来的回报配得上付出。

在Gate的演出里，她不仅唱给现场的观众，也唱给未来会听到这张录音的人。《Brown Baby》成了她曲目的一部分。1960年10月21日，她在Art D’Lugoff为Hunter College制作的一场音乐会上唱了它。一篇演出评论回忆：“最后一组歌结束时，观众站了起来，不等到西蒙小姐回来再唱一首就不肯罢休。她选的返场曲是《Brown Baby》，一首带着黑人漫长争取更好生活斗争的情感与悲怆的歌。”通过Hunter College的这次返场，她专门对新一代人说话。

《Brown Baby》预示了她后来录制《I’m Feeling Good》时那种复杂的情感状态。她蓝调式的《Brown Baby》想象着在一起的集体安慰，却仍带着她标志性的、萦绕不去的声音。听到蓝调，我们就知道没有残酷就没有美。《I’m Feeling Good》里，明快的号声对抗着她声音里的忧郁；《Brown Baby》里，只有钢琴伴奏、以她的演唱为主，则强化了痛苦与希望并置的效果。它既是对活下来的承认，也是战斗的呼喊，从观众心里引出悲伤，也引出满足。

在《Nina at the Village Gate》里，她从《Brown Baby》过渡到《Zungo》——这首歌是Olatunji为她创作并教她唱的。和她的朋友Baldwin、Belafonte一样，Olatunji也与马丁·路德·金建立了关系，包括去南方拜访他，后来还参加了华盛顿大游行。在Gate的演出中，西蒙用约鲁巴语唱“Zungo is my home”，早在1961年就确认了她作品的离散属性。

演出接近尾声，她把夜总会变成了黑人教堂，回到一个熟悉而坚固的根基上，让人想起1960年她在罗德岛新港现场音乐会结尾声音的渐强。倒数第二首《If He Changed My Name》里，她献上一支关于受苦与牺牲、以自我转变为目的的挽歌。她唱：“Jesus, told me I would go hungry if He changed my name / But I told Jesus it would be all right if He changed my name.”歌词指向一种理解：改变需要牺牲。后来几年，她加快这首歌的速度和强度，以强调寻求并实现另一种政治秩序的代价。

她借《Children Go Where I Send You》把观众进一步带进福音传统。她问，你“去过奋兴会吗？”乐队成员狡黠地回答：“他们才不懂那个。”她回：“我打赌你连我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贝斯线往前推，观众笑了。她说明：“Well, you in one right now.”那一刻，西蒙已经把Gate变成了她自己的、制造意义的舞台。观众来到一家著名夜总会，是为听一位爵士明星，但她传达的是：当他们走进汤普森街185号，他们进入的是她占卜般的圣地。她的现场演出模糊了剧场、教堂和音乐厅的界线，造出一个声音、舞蹈与演说在建设性安排中相遇的新艺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