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849年12月22日，圣彼得堡一处公共广场上，二十七岁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和其他几名囚犯被带到这里。他们因参与一个传播被沙皇政权视为危险书籍的文学团体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行刑前，他们被宣读死刑判决，换上白色行刑服，获准亲吻十字架，仪式性的军刀在他们头顶折断。囚犯三人一组被押到行刑柱前。排在第六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只剩下片刻可活。
就在最后一刻，一道煞有介事的公告宣布：沙皇赦免他们的性命。整场行刑被安排成一场残酷的表演，为的是把这位专制君主塑造成仁慈的统治者。随后宣读的才是真正的判决：四年西伯利亚劳改营，之后是数年强制兵役，流放异地。等他重新拿起笔继续文学抱负时，已年近四十。
但在死里逃生后的最初时刻，他因获释而狂喜，仿佛重生，对生命有了全新的珍惜。行刑后数小时，他把这份狂喜写进一封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这封信收录于1988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一卷。
在集中营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提出“一切都可以从一个人身上被夺走，唯有一件事不行：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之前一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写道：
“哥哥！我并不沮丧，也没有失去信心。生命无处不在，生命在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外部。我身边会有人，作为人群中的一个人而存在，并永远保持为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不沮丧、不失去信心——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这就是它的任务。我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念头已经进入我的血肉……那个创造过、活过艺术更高生命的头脑，那个认识并习惯了精神更高要求的头脑，已经从我肩上被砍下了……但我身上还留着一颗心，还有同样的血肉，它们也能爱、能受苦、能怜悯、能记忆，那也是生命！”
即便在这份狂喜中，他作为作家的身份仍把他拽入深深的绝望。“难道我永远不能再拿起笔了吗？”他在预想接下来四年的劳改营生活时这样问道。“如果我不能写作，我会毁灭。宁可十五年监禁，只要手中有笔！”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对活着这件事本身的强烈感激，并安慰哥哥不要为他悲伤：
“我没有失去信心，记住，希望没有抛弃我……毕竟今天我曾在死亡的门前，我带着这个念头活了四十五分钟，我面对了最后一刻，而现在我又活过来了！”
他接着写道：“如果有人怀着恶意记得我，如果我曾和谁争吵过，如果我给谁留下过坏印象——如果你能见到他们，告诉他们忘掉这些吧。我灵魂里没有怨毒和恶意，此刻我真想至少去爱并拥抱过去某个人。”
“当我回望过去，想到有多少时间被白白浪费，有多少时间在妄想、错误、懒散、不会生活中流失；我多么没有珍惜它，有多少次违背了自己的心和精神——我的心就因痛苦而紧缩。生命是一份礼物，生命是幸福，每一刻都可能成为永恒的幸福。Si jeunesse savait！［如果青春知道就好了！］”
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因所爱之人而入狱、写下关于苦难作为转化与超越力量的那封著名信件之前半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补充道：
“现在，改变我的生活，我正在被再生为一种新的形态。哥哥！我向你发誓，我不会失去希望，会保持心和精神的纯洁。我会重生得更好。这是我全部的希望，全部的安慰。”
“牢房里的生活已经足以杀死我身上那些并不完全纯洁的肉体需求；在此之前我很少照顾自己。现在匮乏不再困扰我分毫，所以不要害怕物质上的艰难会杀死我。”
这场死里逃生的经历，后来回荡在《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尤其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它也塑造了他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数十年后他以一场梦的形式将其写出，并让他坚持一种存在性的责任：即便“形形色色的可怜人比比皆是”，也要看见人身上的善。
那封信写于他以为自己将失去一切之后。他留下的不是对命运的控诉，而是一句近乎朴素的确认：生命是礼物，每一刻都可能成为永恒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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