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一个做地产起家的人认为应该规定厂商生产一部分会漏的避孕套来提高生育率。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自己也承认会引发强烈的反弹，但是仍然认为为了扭转生育率，一些违背伦理的措施是必要的。
这番话是中原集团创始人、《am730》创办人施永青2026年10月9日专栏文章的标题为《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政府规定避孕套厂商在市场上推出产品时，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不合格次货，这些次货会渗漏，“一样会令女性受孕”；政府再通过调整次货比例，来“调校”全港的生育率。
他认为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认为避孕变得方便、便宜，人们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就逃避了本来应该承担的生育后果。在他的叙述中，如果缺少了避孕套，经济压力并不会导致人们少生孩子，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生育率也不会出现大的差别。
触发该言论背后的真实数据。2025年香港中到2026年年中出生人数第一次低于3万人，是1960年代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一个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年出生不到三万个孩子，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停下来想一想。施永青的专栏正是从这个数据出发的，但是给出的解释和方案把问题由“人为什么不生”转到了“怎么让避孕失败”。
这是他第一次在生育和避孕上给出类似的建议。2021年5月他就曾写文章认为年轻人只有生育两个孩子之后才能合法购买、使用避孕产品，当时也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两次建议的落点不同，第一次卡住购买资格，第二次导致产品本身出现问题，但是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即把生育的选择权从当事人手里拿走，交给一个外部机制去“调校”。
言论传开之后，最直接的回应就是普通人每天所处的生活。有网民认为真正使年轻人对生育产生犹豫的原因不是避孕套是否完好，而是住房、开支、养育成本等无法回避的条件。这句话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是因为它把施永青的归因倒过来，即现实条件已经让一个人放下了一张婴儿床，问题的起点就不是避孕套。
香港居住空间有研究数据可查。智库“未来经济学院”202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新落成住宅单位的平均面积从1995年的50.4平方米缩小到2024年的37.2平方米，跌幅约26%。空间在缩小，养育一个孩子需要的房间、推车、玩具和活动余地却没有跟着缩小。当一个家庭连多放一张书桌都要反复挪动家具的时候，生育就不仅仅是一个被避孕套挡住的本能了。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提到，全球有很多人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子女数量，不是因为不愿意生孩子，而是由于经济压力和社会障碍造成的：高昂的育儿成本、职业不稳定、住房压力、对未来的担忧。报告明确指出，应对生育率下降的时候不应该采用简单化或者强制性的手段，即硬性指标或者欺诈性的政策，这些做法效果不好，还会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世界卫生组织把安全套认定为目前唯一可以同时防止艾滋病、性病传播以及意外怀孕的多用途避孕方法。故意使一部分产品失去防护功能，最先受害的是生育率，而不是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关系层面。施永青的方案里，女性是否怀孕是由政府设定的“次货比例”决定的，而不是她和伴侣在知情的情况下共同决定要一个孩子。他认为生育是“天道”，避孕是“逃避责任”，但是生育从来不是生理结果，它意味着两个人要一起承担起抚养、住房、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长期安排。把所有的安排都省略了，只留下受孕这个环节来调校，关系里最重要的知情和同意就被抽走了。
香港特区政府这几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23年推出两万元新生婴儿奖励金，2026年9月又宣布将计划延续三年，并把第二名及之后子女的奖励金提高到三万元，同时延长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服务名额。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可以讨论，但是它们所指向的方向是减轻愿意生育的家庭实际承受的压力。施永青的建议相反，它没有改变年轻人所面对的一切现实条件，只是使“不想要”这件事变得更难防备。
一个商人从数据出发提出方案，本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是当数据指向住房、养育开支、工作不稳定的时候，方案却避开了所有的这些，而落到了一只避孕套的渗漏比例上。生育率低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认真对待的方式不能是让一部分人不知情地怀孕，再由一个外部机制来调节一个比例。
他承认这会“违背伦理”，但是仍然认为有必要。当一个建议需要先承认自己违背伦理才能成立时，它所要解决的就不是它所声称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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