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本间谍案：夫妻卧底不用电台靠写诗，因为四封退稿信被发现

文|避寒 编辑|避涵

间谍案，通常有电台、有密码、有接头暗号。

这个不一样。

它的通讯工具是诗稿，战场是报纸副刊，最终暴露的原因，是稿子写得太差，被编辑退了。

这是1941年发生在延安的一个真实案子。一对夫妻混进去了，靠往报纸投短诗向日本主子汇报动态，没有电台，没有暗号，差一点就成了。

那时候，延安有多不好进

外面的人不太了解1941年的延安是什么概念。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整个抗日根据地的神经中枢，各路势力都知道往这里扎一个眼线意味着什么。

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中统、军统，轮番往里塞人，年年派，年年折。

原因之一，是这地方太难进了。

从西安往北走，一路检查站。边区保安处管着全域安全，外来人员进出要护照，护照上盖的是保安处处长周兴的印。

周兴这个人干活彪悍，他的保卫系统在延安城里占了大半条街，窑洞一孔连一孔，时间久了，城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周半城"。

城里还有另一条线，是各处的锄奸委员会，工厂、学校、机关、街道都有，全是普通人组成，发现可疑情况直接上报。这跟单靠专职特工守门很不一样，相当于把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张眼睛的网。

专职的反特人员里有个有意思的人物——中央社会部侦察科的陈泊，外号"延安的福尔摩斯"，破案能力被内外公认。

他有一句话流传下来，大意是搞情报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当然这是题外话，张帆这个案子，最终跟这位专家没什么关系，破案的是个普通秘书。

光是1937年到1941年4月这几年，延安保卫机关就破获了73起日本间谍案件，算下来差不多每个月要抓好几个。

日本特务机关往里渗透的愿望很强烈，实际效果一直很差。

但张帆和田某是另一种情况，他们有一把别人没有的钥匙。

这对夫妻，原本是"自己人"

张帆，男，知识分子，读过书，会写东西。

田某，女，工人出身，是张帆的妻子。

这两个人，最初的身份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

苏联当时要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建立情报网，找中共方面协助提供人选和培训，张帆夫妻就是这样进入这个系统的。

经过苏方培训，两人以一家杂货店为掩护，在日军控制下的沈阳城里潜伏下来，用藏在杂货店里的无线电台，定期向苏方发报。

这活儿他们干了一段时间，也没出大问题。杂货店在沈阳街头是最普通的存在，进进出出的都是买东西的本地人，没有人会想到隔间里藏着一部电台。

直到某一天，张帆刚把电码敲出去，门就被踹开了。

日军宪兵无线电监测，早就锁定了信号源。

这种情况下，一般等着他们的就是死。

但日本特务机关的头子们盘算了一圈，发现了另一个可能性——这两人有来路，有证明材料，有进延安的正当渠道，是可以"用"的棋子。

他们原本是中共方面认可的苏方人员，若要回延安归队，走的是正规程序，路上也认识人，不会在检查站引起额外的怀疑。这种条件，那些刚出炉的新特务根本没有。

于是，一场强迫式的策反开始了。

最终结果这两人以"任务完成归来"的身份，重新启程，目的地延安。

但日本人在派他们出发之前，定死了一条规矩：不许用电台，绝对不许。

往报纸上投诗稿，就是他们的密码

不用电台，用什么？

用公开发表的报纸文章和短诗。

当时延安的无线电监听相当严密，陌生频率一旦出现，几乎必然触发追查。电台这条路，等于把定位器绑在自己身上送死。

所以日本人设计了这套方案：张帆和田某每到一个地方，就向当地报纸投一篇文章或短诗，内容是旅途见闻，比如"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这类的句子，看起来完全是文人抒情。

但对守在后方、翻着各地报纸的日本情报机关来说，这首诗出现在哪份报纸，就等于收到了一条位置汇报。

报纸是公开发行的，不需要接头，不需要面对面碰头，没有任何可以被追踪的接触痕迹。

情报史上有个概念叫"公开信道隐蔽通信"，说的就是这个思路：把信号藏在完全公开的信息里，规则只有双方知道，外人看了什么都看不出来。

这套方案，在技术层面没有太大的破绽。延安的无线电监测抓不到它，因为根本没有信号；便衣队跟踪抓不住它，因为没有接头行为；锄奸委员会看不出破绽，因为就是一个归队的文人在投稿而已。

他们一路从沈阳走到延安，每经过一个交通站，就留下一篇见报的文章或短诗。

沿途接待过他们的同志，你若事后去问，大概会说没什么异常，两个挺爱写东西的归队同志。

1941年冬，张帆和田某顺利落脚延安，被接待，安排了住处。

棋子入局了，接下来只要慢慢潜伏、渗透，情报就会一点点往外送。

把他们送进去的是这把钥匙，把他们揪出来的，是一封退稿信

中央社会部有个秘书，叫王初。

某天他在值班，接到一封《解放日报》编辑部来的信，是寄给一室主任汪金祥的，里面夹着一份退稿，署名张帆。退稿理由是内容平淡，不适合发表。

王初看了眼稿子，写的是西北的风景、旅途的感慨，没什么特别。他放下，继续值班。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封。还是《解放日报》，还是退给汪金祥，还是张帆的稿子，内容大同小异，写了到了哪里，见了什么景。

第三封，第四封，王初开始觉得不对。

这个张帆，连续投了四次，次次被退，而且每次写的都是"我去了哪里"。这不是正常的投稿，哪个文人被退稿了还要反复投，还只写自己的行程？

他把这件事报给了汪金祥。

汪金祥听完，没多说话，直接启动调查，沿张帆夫妻走过的路线，逐一向各交通站拍发电报核实。

回电陆续进来：在那个交通站住过，走了之后，当地报纸出了一篇文章。

下一站，路过，有一首诗发表了。再下一站，同样。每一处，都是这套操作。

这不是个人喜好，这是规律性行为。每到一处必发表，内容必然和位置有关，这是在通报行程，不是在写文章。

与此同时，中央社会部向沈阳秘密党组织去电询问。回复简短：这两人从沈阳返回延安，从未向组织请示报告，属擅自行动。

两条线一对，没什么好说的了。汪金祥和二室治安科长陈龙主持了审讯。

张帆没撑多久，把前后经过全部交代了。他在沈阳被捕、被策反、被安排回延安、用投稿方式通报动态，一五一十。

审讯结束，中央社会部随即行动：张帆被逮捕；田某坦白，被送往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那几首被退稿的诗，在审讯档案里变成了呈堂证供。

这套方案，离成功只差一个会写诗的丈夫

我反复想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总觉得有意思：

张帆的稿子，是被《解放日报》退的。

如果他的诗写得好一点，发出去了，王初那里就不会有退稿信，调查就不会启动，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这不是开玩笑，日本人设计的这套方案，在情报技术逻辑上几乎无懈可击。

放弃电台是正确的，无线电监听确实是当时反特的主要手段，只要不发信号，这道防线就失效了。

选择公开报纸作为信道也是高明的，不需要任何接触行为，没有可供追踪的痕迹，内容放在任何人都能看见的地方，却没有人能看出问题。

最终败在了执行层面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上：稿子没发出来。

但你要说这是单纯的运气，也不太准确。

退稿信被王初注意到了，这是运气。但如果延安的整个体系没有训练出"凡异常就上报"的意识，王初注意到了，也可能只是随手把信放到汪金祥的桌上，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套从上到下、普通人也参与其中的警觉体系，这个"觉得奇怪"才没有沉没在日常工作里，而是顺着链条往上走，最终变成了一场完整的追查。

抗战期间，各路敌特对延安的渗透从来没停过。

国民党汉中军统特训班派入边区的32名特务，最终被全数清查；日本、中统、军统各方前后失败的案件，数以百计。这些案子，有的靠的是侦察专家的直觉，有的靠的是电台监听，有的靠的是策反内线。

但张帆这个案子不一样，破它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专业侦察背景的秘书，靠的是四封退稿信。

这说明了延安的防线，从来不只是专业队伍在撑，而是整个体系里每个普通岗位上的人都有"遇到怪事就开口"的意识。

王初就是这样一个节点。他不是什么特工精英，不是陈泊那样的侦察专家，他就是一个认真值班的秘书，接了几封退稿信，觉得有点怪，多说了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终结了一个在技术层面近乎无懈可击的间谍方案。

日本特务机关花了那么大力气策反张帆夫妻、设计通讯方案、安排沿途布局，最后败给了一个他们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的变量——某个不知名的秘书，在某个平常的值班日，觉得四封退稿信有点不对劲。

【主要信源】《揭秘：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为何始终无法打入延安》，环球网，2017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