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悉尼飞回来那天,我爸在机场出口等我,手里举着个纸牌子,上面用圆珠笔写了我的名字。他怕我看不见,还把牌子举过头顶。旁边一个接机的大姐以为他是跑网约车的,凑过来问:“师傅,走不走?”
我爸说:“不走不走,接儿子。”牌子举得更高了。
我推着两个大箱子出来,他第一句话不是“瘦了”,也不是“想死你了”,而是:“回来就好,考编的书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在车上。”
我愣了一下:“爸,我刚下飞机。”
“我知道,所以让你先看目录,倒时差睡不着的时候正好翻翻。”
这就是我爸。在城东建材市场卖了二十年瓷砖,说话办事都跟算账一样,一件事还没开始干,他已经把后三步想好了。他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个“正式工作”,年轻时在国营厂干过几年,后来厂子倒了,他下了海,钱挣了一些,心里总不踏实。从我高考那年他就认准一条路:读个本科,回来考编。
我高考考了478分,刚过二本线。我爸说“没事,读个本科就行”,把我送进省内一所普通二本,市场营销专业。大四那年,他听一个卖卫浴的老乡说“现在考编竞争太激烈,光本科不够看,得有个硕士学历才稳当”,回来就拍板让我出国。
“去澳洲,读两年,回来正好考编。”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捏着计算器,算汇率算得噼里啪啦响。
我不太想去。我说:“爸,我英语一般,出去也是混。”
“混个文凭就行,谁让你去搞研究了?”
我妈在旁边帮腔:“你爸说得对,你看隔壁你王叔家儿子,本科三本,去英国混了一年,回来就考上街道办了。”
我没再犟。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毕业了能干什么。市场营销这个专业,说好听点是万金油,说难听点就是什么都沾一点、什么都不精。我们班三十个人,大四那年找到正经工作的不到十个,剩下的要么考研、要么考编、要么在家待着。
2019年秋天,我去了悉尼。学校排名不算高,QS三百多名,中介说“够用了”。我读的是管理硕士,两年制,课程不难,难的是语言。第一学期我基本靠翻译软件活着,小组讨论插不上嘴,就在旁边点头微笑,假装听懂了。
两年下来,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做饭,不是因为我勤快,是因为外面吃太贵,一碗面折合人民币七八十,我舍不得。
中间有一年过年,我没回国,一个人在宿舍煮了包泡面。房东是个华人老太太,敲我门给我送了盘饺子,站在门口跟我聊了半小时,末了说了句:“你们这些孩子出来,花那么多钱,回去能找着啥工作?”我当时笑着说“回去考公务员”,她撇了撇嘴,没接话。
那会儿我没把这话当回事。我觉得她一个老太太,懂什么。
2021年底我回国,隔离了十四天。隔离酒店在郊区,窗户对着一个工地,每天打桩的声音从早响到晚。我在那十四天里把考编的教材翻了一遍,行测的图形推理看得我头疼,申论的“给定资料”我读了三遍才大概明白在说什么。
隔离结束那天,我爸开车来接我。车上他问我:“书看得怎么样?”
“看了,不太会。”
“没事,回来报个班。”
我报了个线下班,两万八,上了四十天。老师讲得挺细,但我基础太差,数量关系那部分我基本上放弃了。我们班三十多个人,一半是应届生,还有几个工作了好几年又回来考的。坐我旁边的姑娘叫小周,普通二本毕业,比我小一岁,她说她已经考了两年,进过两次面,都没过。
我问她:“面试难吗?”
“难倒不难,就是紧张。我第二次进面的时候,考官问了个问题,我脑子一片空白,说了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我当时觉得她有点夸张。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第一次省考是在2022年3月。报名那天,我打开职位表,用Excel筛选“管理学”,跳出来十几个岗位,我心里还挺高兴,觉得选择不少。再仔细一看,那些岗位要么要求“中共党员”,要么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要么要求“研究生专业为工商管理类”。
我拿出毕业证对照了一下,我的专业是“Management”,学历认证报告上写的是“管理学硕士”。我查了半天,也不确定这个“管理学”到底对应职位表上的哪个大类。
我把职位表翻了三遍,最后能报的只有三个岗位。第一个要求“两年基层工作经历”,我没有。第二个要求“中共党员”,我也不是。第三个是“三不限”——不限专业、不限政治面貌、不限工作经历——在邻市的一个乡镇,招一个人。
我打电话问我爸:“这个三不限能报吗?”
“报,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我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岗位最后报了四百多人。
成绩出来那天,我考了118分,进面分数线132。差了14分。
我爸说:“没事,第一次考,试试水。”
我妈说:“要不你去找你表姐问问,她在人社局,懂这些。”
我表姐叫陈琳,比我大六岁,在区人社局上班。我请她吃饭,选了一家烤肉店,她坐下来第一句话是:“你那个硕士,专业认证做了吗?”
“什么认证?”
她筷子停在半空,看了我一眼:“你连学历认证都没做?那你拿什么报岗位?”
“我用毕业证报的啊。”
她把筷子放下:“国外学历要先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认证完了会给你一个‘专业领域’的表述,那个表述才决定你能报哪个大类。你不做认证,职位表上写‘工商管理类’,你连自己算不算‘工商管理类’都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那我这次报的三不限……”
“三不限你报就报了,但你知道三不限为什么叫‘三不限’吗?”她夹了块肉,“因为但凡有点条件的人都不去报。”
我问她:“那我这个硕士,在考编里到底算什么?”
她想了一下,说:“算个名头。你报名的时候能多几个选项,但选项不一定比本科生多。人家看的是专业对不对口、是不是应届、有没有基层经历。你这三样都不占,光有个学历,反而尴尬。”
“那我不白读了?”
“也不能说白读。你要是去企业,硕士学历有用。但考编,你得把认证做了,把专业目录研究透,看看到底能报哪些岗位。”她顿了顿,又说,“我当年考编也考了两年,第一年就是没搞明白这些,瞎报。”
那天晚上回去,我在网上查了认证流程,填表、交材料、等结果,前后花了将近两个月。认证报告下来那天,我盯着上面的字看了半天——“管理学硕士,对应学科领域:管理科学与工程”。
我拿着报告又去找表姐。她看了看,说:“你这个对应得有点尴尬。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职位表里有的算‘管理学’大类,有的算‘工学’大类,你得看具体岗位怎么写的。”
“那我到底能报什么?”
“你得把近三年的职位表都下载下来,用Excel交叉比对,看哪个岗位的专业要求跟你这个认证最接近。这事没人替你干,你得自己研究。”
我那天晚上回去就下载了三年的职位表,把三个文件叠在一起,用VLOOKUP拉了一遍。电脑屏幕上的表格密密麻麻,我看得眼睛发酸,但慢慢地,还真看出了一点门道。
比如,有的岗位写“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我就能报。有的写“工商管理类”,我就报不了——虽然这两个听起来差不多,在专业目录里是两码事。还有的岗位写“不限专业”,但备注里又加了一条“需经常出差”,那基本上就是给男生准备的。
我把能报的岗位单独列了一个表,一共十一个。再排除掉要求党员、要求基层工作经历的,剩下四个。四个里面,两个在县里,一个在乡镇,一个在市里。
市里那个岗位招两个人,要求“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不限应届。我算了算,这个岗位去年进面分数线128,前年131。我上次考了118,差了十几分。
我跟我爸说:“我得再考一次,这次报个靠谱的。”
“报,爸支持你。”
第二次省考是2023年3月。我报的是那个市里的岗位,招两个,报了三百多人。我这次认真准备了,行测刷了五千多道题,申论写了三十多篇。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背书,我妈给我炖了汤端到书桌上,我喝两口就接着看。
成绩出来,136分,进面了。
面试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我穿了新买的西装,提前一个小时到了考场。候考室里坐了二十多个人,都低着头看材料,没人说话。我抽签抽到第七个,坐在椅子上等的时候,手心一直在出汗。
进考场的时候,七个考官坐成一排,中间那个问我:“如果你被录用,发现你的工作内容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会怎么办?”
我按照培训班教的套路答了一遍,什么“调整心态”“主动学习”“向老同志请教”,答得挺顺。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发挥得还行,给我爸打电话说“应该没问题”。
结果出来,综合成绩第四,招两个,我差0.3分。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进面的六个人里,有四个是本地人。面试的时候,他们用方言答了几道题,考官也是本地人,听起来亲切。我普通话答的,内容不差,就是差了那么一点“自己人”的感觉。
我爸说:“0.3分,太可惜了。”
我说:“爸,我觉得不光是0.3分的事。”
那段时间我挺消沉的。在家躺了一个星期,不想出门,也不想看书。我爸以为我病了,要带我去医院,我说没病,就是不想动。后来是张敏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
张敏是我大学室友,住我上铺,普通家庭,她爸开出租车,她妈在超市收银。她大二就开始研究考编,大三报了个线上班,大四那年国考、省考、事业编全考了一遍。
我约她吃饭,她下班赶过来,还穿着税务局的制服。坐下来第一句话是:“你那个专业认证做了吗?”
我笑了:“怎么你们每个人都问我这个。”
“因为这是第一步啊。你知道我大二就开始看职位表了吗?我把近三年的职位表都下载下来,用Excel分析哪个专业招得多、哪个岗位竞争小。你出国那两年,我考了三次。”
“那你现在怎么样?”
“县城税务局,工资四千多,但我去年遴选到市里了。”
我问她:“你觉得考编最难的是什么?”
她想了一下,说:“信息。你知道我第一年为什么没考上吗?因为我报了一个‘项目人员’岗位,我以为自己是应届生就能报,后来审核没通过,说我不符合条件。我那时候才知道,‘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这些才算‘项目人员’,普通应届生不算。”
她喝了口饮料,接着说:“第二年我报了个乡镇岗,考上了,但那个乡镇离家太远,我干了半年就申请调回来了。第三年我考了市里的遴选,这才算稳定下来。”
“那你觉得我这个情况怎么办?”
“你那个硕士学历,在考编里其实不占优势。人家看的是专业对不对口、是不是应届、有没有基层经历。你这三样都不占,光有个学历,反而尴尬。”
这话不好听,但确实是真的。
那天晚上回去,我把我爸买的那堆考编书重新翻了一遍。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爸一直觉得“出国读个硕士”是加分项,实际上,在考编这条路上,它连“基础分”都算不上。真正加分的是——专业对口、应届身份、基层经历、政治面貌。这四样我一样都没有。
而我花的那两年时间和几十万块钱,换来的只是一个“硕士”的名头,在报名的时候多几个选项,仅此而已。
想明白这件事之后,我调整了策略。我不再盯着“三不限”和“市里”的岗位,而是把范围扩大到周边县市。我做了个表格,把每个岗位的专业要求、招录人数、往年分数线、报名人数都列进去,然后按“竞争比”排序。
排在第一的是一个邻县的事业编岗位,要求“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招一个人,去年报名人数不到三十。我打电话过去问,那边说“欢迎报考”。
我报了。这次我考了138分,笔试第一。面试的时候,我提前打听了那个单位的风格,知道他们喜欢问实际工作场景的问题,我就把之前在公司实习的经历拿出来讲,没背模板。面试成绩出来,我是第二,综合第一。
体检、政审、公示,一路走下来,2023年秋天,我正式入职了。
单位在邻市的一个街道办,综合管理岗,工资四千五,公积金一千二,离家两个小时车程。我爸送我去报到那天,在车上说了一句:“花了那么多钱,就考了个这。”
我说:“爸,有编制就行。”
“我不是嫌不好,我是觉得……”他没说完,摆了摆手,“算了,稳定就好。”
我妈在旁边打圆场:“稳定比什么都强,你看你王叔家儿子,考了三年才考上。”
报到第一天,我在公示栏看到新录用人员名单,我的名字后面写着“硕士研究生”,旁边一个同事的名字后面写着“大学本科”。
那个同事姓李,比我大两岁,本地人,普通二本毕业。他分在同一个办公室,坐我斜对面。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澳洲一个学校,你不一定听过。”
“哦,海归啊。那你咋不留在外面?”
“考编稳定。”
他笑了笑,没再问。
后来熟了,他跟我说,他考了三年才考上。第一年不知道有“三支一扶”加分,第二年不知道可以报“项目人员”岗位,第三年才搞明白。
我说:“那你现在搞明白了?”
“搞明白了,也考上了。”
我低头扒了口饭。我突然想起我爸在机场跟我说的那句话——“回来就好,赶紧把考编的书买起来”。我当时觉得他太着急,现在才明白,他着急是对的,但他搞错了方向。他以为出国是“加分项”,其实考编这回事,信息比学历重要,时间比金钱重要。
我那个硕士学历,唯一的作用是让我在报名时多了几个选择——但那些选择,本科生也有。
上个月,我爸给我打电话,说我表弟今年高考,考了四百出头,刚过二本线。我爸说:“你表弟他妈问我,要不要也送出去读个硕士,回来考编。”
我说:“爸,你让他们先别急着出国。先把专业选好,选个考编岗位多的专业,比如法学、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然后从大一开始就研究职位表,大四直接考。出国那两年,不如用来备考。”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话,我记下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棵梧桐树。树叶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落了一地。李哥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两杯奶茶,递给我一杯:“想啥呢?”
“没啥,想起我爸了。”
“你爸又催你找对象了?”
“那倒没有。”
他哈哈笑了两声,坐回自己位置上。
我喝了口奶茶,打开电脑,开始写下午要交的材料。屏幕右下角弹出一条新闻推送,标题写着“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点了右上角的叉,继续写我的材料。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键盘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李哥在旁边打电话,跟人解释一个表格怎么填,语气耐心得像在教小学生。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这日子也挺好。虽然绕了一大圈,好歹是坐下来了。
只是偶尔想起在悉尼那两年,花掉的钱和耗掉的时间,心里还是会咯噔一下。那两年如果拿来刷题、研究职位表、攒基层经历,我大概早两年就能坐在这里了。
当然,这话我没跟我爸说过。他花了钱,费了心,我不能让他觉得这钱白花了。
但表弟要是真走这条路,我得提前跟他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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