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沈醉祭拜戴笠后坦言：戴笠有知也应感激共产党宽大待遇

1964年3月，南京中山陵旁，沈醉没有跟随同伴立即游览灵谷寺，而是转身走向至公殿附近。那里埋着戴笠。这个选择，让同行者有些意外，也把一段复杂的旧日关系重新带到人们面前。

沈醉并非要替戴笠过去的所作所为辩护。戴笠曾主持军统，长期从事反共活动，手上背负不少血债。可在沈醉心里，戴笠既是旧日上司，也是曾经提携、照顾过自己的故人。公事与私情，不能简单揉成一团。

更让沈醉忐忑的是，他不知道那座墓还在不在。1949年以后，许多旧日权势的遗迹都发生了变化，戴笠又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代表人物。沈醉一路走去，心里已经做好了面对空地的准备。

墓穴竟然完整保存着。

沈醉站在墓前，久久没有说话。眼前这座坟，还是当年由他参与营建的。为了防止棺木被撬动，施工时曾将水泥灌入墓穴，使棺木与墓体凝结在一起。国民党撤离大陆前，曾有人想把遗体带走，却因墓体过于坚固而未能实现。

有意思的是，真正令沈醉震动的，并不是墓保存下来，而是共产党没有因戴笠生前的罪行，迁怒于一座坟墓，更没有把私人情感一并定为政治立场。管理人员过去曾对他说过，只要能够分清是非，私人悼念并不等于赞同旧日罪行。

沈醉曾在心里反复念叨，每到3月17日，便会想起戴笠。这个日期属于戴笠的死亡，也属于沈醉个人记忆的一部分。后来他明白，改造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强迫他抹去全部经历，而是要求他对曾经参与的事情作出真实判断。

这种认识，并不是到南京才突然出现的。

1957年，沈醉从战犯管理所转入北京功德林时，心里充满戒备。他担心前途，也担心自己会受到难以承受的处置。那段时间，他常常夜不能寐，甚至把管理所想象得格外可怕。

转折来自杜聿明。

一次饭后，沈醉看见杜聿明躺在石膏模具中，便产生了疑问。杜聿明告诉他，淮海战役后自己曾两次试图自尽，被俘后又患有多种疾病。管理人员发现情况后，不仅安排治疗，还设法提供药物，石膏模也是治疗的一部分。

杜聿明对他说：“共产党救了我，这不是做样子。”

这句话分量很重。杜聿明是国民党方面的重要将领，长期带兵作战，经历过战场和失败。他的判断，不是出于一时冲动。沈醉由此意识到，自己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反而不如一位曾经的对手。

思想松动以后，劳动成为另一道关口。

1958年10月28日，沈醉等人到京郊秦城农场参加劳动。农场以植树造林为主，也种植粮食、蔬菜，饲养家禽。刚到那里时，他们对农活并不熟悉，廖耀湘还把胡萝卜认成了香菜，闹出一场小误会。

起初，劳动区域四周插着小红旗，规定不能随意越界。工作人员有防范，并不奇怪；这些人过去都带过兵，身份特殊，管理自然谨慎。可随着相处增多，工作人员发现他们没有逃跑念头，红旗也逐渐撤掉。

一次，杜聿明在葡萄架下整枝，路过的老农把他当成普通农民，称呼一声“老师傅”。杜聿明顺口答应。沈醉笑他太认真，杜聿明却说：“难道还要告诉他，我就是杜聿明？”一句玩笑，反映出身份变化后的微妙处境。

劳动没有立即改变每个人，却让他们接触到过去很少真正接触的生活。沈醉后来承认，诗句背得再熟，也不如亲手在田地里干活来得深。庄稼从播种到收获，靠的是农民日复一日的辛劳，不是书本上的几句话。

1959年9月16日，特赦消息传到农场。12月4日，第一批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举行，沈醉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中。他难免失落，杜聿明劝他不要泄气，既然有第一批，就会有后续机会。1960年底，沈醉获得第二批特赦，随后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获得自由后，沈醉对过去的判断又发生了变化。南京之行，他看见城市建设，也看见那座没有被毁掉的墓。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替戴笠开脱，而是共产党对历史人物、历史遗迹和私人感情的处理方式。

他对身边人说：“戴笠死后有知，也该知道共产党并非只会报复。”

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对共产党的宽大表示感激。沈醉自己也承认，当年修墓时，曾把共产党设想成一定会掘墓泄愤的一方。事实摆在面前，他不得不重新衡量过去的认识。

参观延安时，这种衡量又深入了一层。当地群众讲起大生产运动，提到毛泽东、朱德与军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往事，也讲到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给百姓造成的困扰。沈醉据此认为，共产党的力量不仅来自武器，更来自组织方式和群众关系；国民党的失败，也与腐败、脱离民众密切相关。

1980年，沈醉获准前往香港探亲。亲友劝他多住一段时间，甚至留下定居，他却没有接受。临行前，他说：“这次是堂堂正正来的，也要堂堂正正回去。”

春节前，沈醉返回北京。对他而言，这并非一次普通探亲后的返程，而是一个曾经被俘、受审、改造，又重新获得信任的人，对自己选择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