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关于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的深度解析

很多人第一次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柜里看见这件小器物时，都会忍不住凑上前多看两眼。它没有大型青铜器的厚重威严，也没有传世书画的铺陈舒展，却凭着一身清润的青釉和振翅欲飞的灵动姿态，牢牢抓住所有参观者的目光。这就是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一件从辽代早期贵族墓葬中重见天日的中原青瓷，如今已是国家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静静站在辽博的展线上，向每一个走近它的人，讲一段跨越千里、融合多元文明的千年往事。

这件器物1971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如今完整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它的体量并不算大，通高9.3厘米，长14厘米，宽7.4厘米，恰好能稳稳放在古人的案头，是五代时期耀州窑烧造的青瓷精品。从出土至今的五十余年里，它从一座草原贵族的墓葬中走出来，先后在国内多个重要文博展览中亮相，2013年正式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成了公认的国宝级文物。很多参观者会在展签上看见它的另一个名字“青瓷飞鱼形水盂”，少了几分异域神话的距离感，多了几分贴近日常的鲜活气息。

整件器物没有采用传统水盂常见的圆腹敛口造型，而是把器身整体塑造成了弯成“U”形的龙鱼形态。龙首部分被工匠做了夸张的艺术处理，上颚向上翻卷，眼睛用两个贴塑的小圆点来表现，头顶还立起一个勾形的独角，没有多余的繁复纹饰，却把瑞兽的神气完全烘托了出来。鱼身表面满满地雕出了细密的鳞纹，两侧的双翅完全向外展开，尾部高高扬起，尾鳍舒张开，仿佛下一秒就要从案头腾空而起。最巧妙的是翅膀和尾部的边缘，工匠特意塑贴了一圈细小的圆珠，远远望去，就像这条龙鱼刚刚破水而出，身上还沾着未曾滴落的水珠，把鱼跃出水面那一瞬间的动态感，完完整整凝固在了陶瓷之上。器身内部被隔成了前后两个独立的空间，底部只设了一个小巧的圈足，既保证了放置时的稳定，又不会破坏整体造型的流畅感。

它的胎体是洁白细腻的白瓷胎，质地坚硬致密，用手轻敲能发出清脆的声响，完全没有五代时期很多粗制青瓷的疏松感。器物内外通体都施上了青釉，只在足根处留出一圈无釉的胎体，釉色是那种温润的淡青色，像被山间薄雾轻轻蒙住，没有后世部分青瓷的刺眼玻璃光，反而带着一种接近玉质的含蓄质感。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工匠已经改进了烧造工艺，采用了更精细的装烧方法，才能在这么复杂的仿生造型上，做到釉面均匀莹润，几乎没有明显的流釉和积釉瑕疵。整件器物融合了模制、堆塑、浮雕、贴塑等多种技法，把一个立体的龙鱼神兽，从平面的纹样变成了可以上手触碰的完整器物，就算放在整个五代的瓷器作品里，也属于工艺难度极高的孤品级创作。

这件器物诞生的五代十国，是中原地区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很多人以为那时南北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中原和北方草原的文化交流也彻底停滞，但这件水盂的存在，直接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那时中原的多个政权和北方的契丹辽国之间，始终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边境互市和民间贸易，哪怕政权割据、战事频发，商路也从来没有真正完全关闭。契丹的贵族阶层十分仰慕中原的礼乐文化和文房雅趣，大量来自中原的青瓷、丝绸、文房器物，就这样沿着草原和中原之间的通道，一步步穿越千里，来到了辽地的贵族手中。而耀州窑在这一时期正处于工艺快速升级的阶段，制瓷技术相比唐代有了明显进步，工匠们不再满足于烧造简单的日用器物，开始尝试把更多神话形象和吉祥寓意融入瓷器创作里，这件摩羯形水盂，正是那个南北文明悄悄交融的时代，最鲜活的实物注脚。

很长时间里，学界都把这件器物定义为传统的文房水盂，也就是古代文人研磨墨汁时，用来盛装清水的文房用具。但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它的器型结构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文房水盂的使用习惯，反而更有可能是配合盏台使用的特殊酒具。无论它最初的功能是文房还是酒器，当它被带入契丹贵族的墓葬中时，就已经超越了普通日用器物的范畴。在辽代早期的贵族阶层里，能拥有一件来自中原的精品青瓷，本身就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它承载的不只是使用价值，更是主人对中原风雅文化的向往，是草原贵族接纳、融合中原文明的一种体现。而摩羯形象本身，经过数百年的汉化演变，早已褪去了古印度神话里的狰狞感，和中国传统的“鱼化龙”传说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象征吉祥富余、步步高升的瑞兽，被使用者赋予了祈福纳祥的美好寓意。

这件器物的身上，藏着好几段没有写进正史的文化交流故事。摩羯这个形象源自古印度神话，顺着丝绸之路一步步向东传播，从西域进入中原，又从长安、洛阳这样的中原都市，流传到了耀州窑的工匠手中。它原本是印度神话里的海中异兽，经过中国工匠的不断改造，慢慢变成了龙头鱼身的独特瑞兽形象，从金银器、石刻上的平面纹样，最终被耀州窑的工匠捏成了这件立体的青瓷水盂。它后来辗转流入契丹贵族的手中，跟着主人在草原上度过了一段岁月，最后作为珍贵的随葬品，被埋入了北票的辽墓之中。从丝绸之路传来的异域神话，到中原窑火的淬炼，再到千里之外的草原墓葬，这件小小的器物走过的路线，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交流史，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工匠、商人和贵族，都在它的身上留下了自己时代的印记。

作为出土于十世纪后半叶到十一世纪初期辽代早期贵族墓的标准器，这件水盂最核心的价值之一，就是为五代耀州窑青瓷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精准可靠的时间坐标。以往很多五代耀州窑的传世器物，都没有明确的出土纪年信息，学者很难精准判定它们的具体烧造年代，而这件有明确出土墓葬年代的器物，就成了大家比对其他同期青瓷的重要标尺。同时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原和草原民族文化交融的绝佳实物证据，证明了早在一千多年前，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来不会被山河阻隔和政权对立完全切断。它身上的青釉工艺，也完美印证了宋代文献里记载的耀州青瓷“类越窑秘色”的说法，让后人能直观感受到五代时期耀州窑工匠，追求“类玉”质感的审美取向。

自从1971年被考古工作者从北票的辽墓中清理出来之后，这件水盂就从沉睡了千年的地下，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之中。它刚一出土，就因为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立刻引起了国内陶瓷史学者的高度关注，之后它不仅入藏辽宁省博物馆，还多次受邀参加国内顶级的文物展览，2008年还在《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中亮相，让无数参观者第一次见识到这件五代青瓷的魅力。几十年来，几代陶瓷史、辽金史的学者，围绕它的烧造地点、具体功能、文化内涵展开了持续的讨论，有人认为它是中原耀州窑的产品，也有学者提出它有可能来自南方的龙泉窑，关于它功能的争论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不同的观点，非但没有掩盖这件文物的光芒，反而让它的背后多出了更多值得深挖的趣味谜题。

很多人逛博物馆的时候，总觉得国宝一定是体量巨大、文字记载详实的重器，却常常忽略了像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这样的小器物。它只有掌心大小，却装下了从印度到中原、再到草原的万里丝路，装下了五代十国乱世里从未中断的文明交流，装下了古代工匠把神话传说揉进窑火的无限想象力。我们站在展柜前看见的不只是一件冰冷的陶瓷，更是一个从千年前活过来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封闭孤立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彼此滋养，才最终汇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厚重历史。

非常感谢你耐心读完这段关于国宝的故事，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不管是你逛辽博亲眼见过这件文物的亲身经历，还是你对它的造型、功能的新奇猜想，都可以分享出来，和更多同好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