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261年，元中都，忽必烈把一份沉甸甸的任命交到史天泽手中：中书省右丞相。这个职位在元朝并非普通官职，右丞相往往位居宰相之列，能够参与军国大政。耐人寻味的是，史天泽是汉人，而当时的朝廷对汉地武人始终存有戒心。
他凭什么走到这一步？答案不只是能打，更在于他让蒙古统治者相信，自己的兵权可以被朝廷调动，自己的地方势力不会轻易转为割据。
史家原本是永清一带的地方豪强。金末战乱中，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带着家族投向木华黎，并通过联姻加强关系。蒙古军攻取金中都后，史秉直出任北京六部尚书事，史天泽的兄长史天倪也掌握军队。史家由地方势力进入蒙古统治体系，靠的不是单纯归顺，而是提供了管理降众、维持地方秩序的能力。
史天泽真正崭露头角，发生在真定局势剧烈动荡之时。金将武仙反叛，史天倪遇害，史天泽护送家属突围，随后重新聚拢旧部，联合蒙古军夺回真定。兵荒马乱中，这种行动比一纸任命更能说明问题：他有勇气，也有组织部众的本领。
真定成为史天泽的根基，却没有被他经营成只知征战的军镇。他修缮城防，储备粮械，招抚流民，还吸收地方士人参与治理。战乱后的城池，最缺的不是口号，而是粮食、户籍和能够执行的政令。史天泽在这些细节上投入很深，真定因此逐渐恢复生产，成为北方少见的安定区域。
有意思的是，他对蒙古监治官也并不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地方军阀若只顾扩张，往往会引来朝廷猜忌；史天泽却懂得在保留自身实力的同时，承认蒙古官员的监督权。他需要朝廷的名分，朝廷也需要他的地方经验，双方形成了一种带有约束的合作。
1229年，窝阔台把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等地的军务交给史天泽统领。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单独占据一城的武将，而是蒙古经营华北时不可绕开的汉地军政人物。随后他参加灭金战争，攻取卫州，进军河南，并参与1234年蔡州之战。军事功劳，使他拥有了更高的谈判资格。
但仅凭战功，仍不足以成为宰相。史天泽的另一张牌，是处理政务的能力。窝阔台时期，中原赋税压力沉重，借贷输税又容易演变成高利盘剥，百姓甚至因此失去田产。史天泽在真定设法减轻这类负担，并通过军户安排、屯田和仓储维持地方供给。这些做法未必改变了元初制度的根本，却让他的辖区少了许多失控风险。
1252年，忽必烈主持中原事务，史天泽出任河南经略使。河南经过长期战争，城郭残破，人口流散，他便选用地方能吏，调整赋税，整顿仓库，兴办屯田，恢复保甲。数年之间，河南政务渐有起色。蒙古贵族看重的，不只是他能在阵前冲杀，也包括他能把混乱的地方重新纳入行政体系。
1258年，蒙古大举攻宋，史天泽参与军事部署。次年宋军水师进攻时，他统筹军队应战，取得水战胜利。蒙古军长期不擅水战，这场战事格外引人注目，也使史天泽在军事上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北方陆战。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史天泽选择支持忽必烈。这个选择并非临时起意，因为史家早已与蒙古统治集团深度结合。忽必烈曾问他如何治理中原，史天泽回答的重点始终落在任用官吏、整顿赋税和维持军队秩序上。史书没有留下这次问答的完整原貌，但他的仕途足以表明，忽必烈需要的是一位能把汉地力量纳入朝廷的中介者。
1262年，李璮在山东反叛。李璮同样出身汉地世侯，且曾受到蒙古重用，他的倒戈让朝廷对汉人军阀更加警惕。偏偏在这个关口，史天泽被任命为平叛主将，诸路军队听其调遣。济南城破后，李璮被擒杀，叛乱迅速平定。
史天泽随后主动请罪，并解除十七名子弟的兵权。这个动作很关键。对蒙古统治者而言，汉人将领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一时立功，而在于家族兵权代代相传。史天泽用交出部分家族力量的方式，向朝廷证明自己愿意接受约束。所谓信任，并不是没有怀疑，而是怀疑存在时，仍有一套可供验证的服从表现。
此后十余年，史天泽长期处于中书省核心位置，参与处理军政事务。元朝建立初期，蒙古贵族、色目官员和汉地士人之间矛盾交织，朝廷需要有人熟悉汉地社会，又不能脱离蒙古权力体系。史天泽恰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他有汉地根基，却把家族前途系在元廷；他掌握军队，却不断接受朝廷调遣；他懂得地方治理，也愿意让文官参与其中。
1275年，史天泽病逝于真定，终年七十四岁，元廷追赠太师，谥号忠武，并封镇阳王。这个汉人能够成为元朝中书省右丞相，并不是蒙古人突然放下了族群戒心，而是史天泽用数十年的军功、政绩和自我约束，证明了自己的势力可以服务于朝廷，而不是取代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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