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明代初年，南京城里书坊林立，读书人案头常放着《唐诗三百首》一类选本。有人借着世人推重唐诗的风气，写下数十首诗，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姓名，而是托名“牟融”。这场误会，后来竟延续了数百年。
牟融这个名字并非凭空出现。东汉明帝时期，确有一位牟融，曾任太尉，是经学家和官员。《后汉书》对他的生平有明确记载。问题在于，后人整理文献时，又出现了一个所谓唐代诗人牟融，名下还挂着几十首诗。
名气便是这样传开的。
清代康熙四十四年，也就是1705年，朝廷组织编纂《全唐诗》，至康熙四十六年成书。全书共九百卷，收录两千二百余位作者，诗作近五万首。编纂者重在广搜博采，许多诗歌来自旧抄本、诗文总集和地方材料，作者与年代偶有错置，并不奇怪。
“全”字，代表搜罗范围；并不等于每一条署名都已经无疑。
牟融名下的诗，表面上很像晚唐作品，语言流畅，格律也并不突兀。其中一些句子在后世选本中反复出现，读者自然更容易相信它们出自唐人之手。可一旦把诗中提到的人物放回真实年代，裂缝便显露出来。
《全唐诗》收有《送徐浩》一诗。徐浩不是虚构人物，他生于702年，卒于783年，官至工部侍郎，还是唐代著名书法家，作品至今可在西安碑林见到。诗中写送友、饮酒，情绪和场景都符合唐人习惯，单看文字，很难发现破绽。
但牟融名下另有《题朱庆馀闲居四首》。朱庆馀是中唐诗人，约在826年考中进士。此时徐浩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一个写诗的人，若既能与徐浩临别饮酒，又能和后来成名的朱庆馀交往，时间上显然无法成立。
这不是一句“诗人交游广阔”能够解释的。
更明显的漏洞，出现在人物年代的错杂。有的诗把不同阶段的文人安排在同一席间，有的内容还涉及后世才出现的典故。若把这些诗当作唐人同时创作的作品，便会产生所谓“跨时代交友”。诗写得再像，史实也不会配合。
学者陶敏在考辨《全唐诗》作者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并非只凭一句诗便断定真伪，而是将诗中人物、典故、文献出处和流传情况互相核对。结果发现，这个唐代牟融缺少可靠的生平材料，诗作内部却不断露出后世痕迹。
其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范启东。相关诗文把他放入牟融的交游范围，但范启东见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材料。唐人不可能认识明人，这类错位，几乎等于在署名上留下了印记。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托名牟融？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对汉唐制度和文学传统格外重视。朱元璋出身军旅，尤其推崇唐太宗李世民的功业。明代科举和文人教育持续强化对唐诗的学习，社会上形成了尊唐、仿唐的风气。对一些写作者而言，给诗歌披上一层“唐人旧作”的外衣，确实比直接署自己的名字更容易获得信任。
不过，具体是谁伪造，至今不能武断坐实。较为稳妥的判断是：这些诗很可能出自唐代以后的人，且带有明代文人仿作、托名流传的特点。至于作者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现存材料还不足以给出确定答案。
牟融的名字之所以被选中，也有文献混淆的可能。东汉牟融本来就有史书记载，后世读者若只看到姓名，未必会立即分辨朝代。再加上诗歌通过抄本和选本辗转传播，署名一旦固定下来，后来的人往往只管引用，不再追问出处。
到了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的学者从大量旧籍中搜集材料，牟融诗作遂被一并收入。清代文献整理规模空前，却不可能对每一首诗都完成今天意义上的版本鉴定。于是，一个可能源自明代的托名者，穿过书坊、选本和官修总集，获得了“唐代诗人”的身份。
诗可以仿，格律可以学，口吻也能够伪装，唯独年代不会改写。牟融案最耐人寻味之处，正不在于诗写得多么高明，而在于一处姓名误认，如何借助文学崇尚和文献汇编，被一代代读者当成了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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