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逃出南京那晚，云龙想明白了，这才是弃暗投明的真相

王家烈在贵阳哭着交印那天，龙云在昆明的办公室里把一封电报捏成了团。消息传来的时候，贵州那边已经尘埃落定，借着追红军的旗号开进贵州，黔军被消耗得七零八落，王家烈这位"贵州王"转眼成了光杆司令，本兼各职一撸到底。龙云盯着电报看了很久，心里那句话后来被滇军将领孙渡记了下来，他最怕的，就是自己沦为"王家烈第二"。

这不是一句感慨，是一张算盘，1935年2月，老蒋一纸任命，把龙云推上了"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的位子，名义上统率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和黔军王家烈部，甚至薛岳都归他节制。抬举得很高。可龙云心里门儿清：这道命令的真实用途，是让滇军和红军正面撞，撞到两败俱伤。等他手里的滇军拼光了，云南就是下一个贵州。

滇军将领孙渡给龙云献的那一策，把话挑得不能再明。他说老蒋这次追堵红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所以滇军只能照命令出兵，但红军真进了云南，"为避免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深以为然。这四个字，追而不堵，成了他整个1935年的军事基调。

黄道炫在梳理这段史料时也指出，龙云当时给老蒋的电文里写得清清楚楚："职意各部队除追击者继续追击外，其尚在曲、沾、威各县之部队，拟宜暂驻原地，以观匪之行动如何，再行决定。"这封电报，等于是一份文献级别的"按兵不动"证据。

于是就有了1935年4月下旬那场戏，红军主力连下沾益、曲靖，兵锋直指昆明。4月29日，红一军团派出先头部队到了距昆明城只有十多公里的大板桥，张贴"打倒云南军阀龙云、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的标语，形成威逼昆明的态势。龙云紧急收缩滇军和民团进城防守，还调中央军薛岳部赶赴昆明郊区驻防。昆明城内外一时风声鹤唳，可金沙江沿岸的渡口，几乎空了。

就在这时，老蒋还在反复误判红军的方向，一会儿令滇军孙渡部用最快的速度赶去打鼓新场，一会儿又令其开往贵定。滇军被调得东奔西跑，在安顺、贵阳、龙里、毕节、黔西、赤水河畔来回奔波，将近两个月时间里，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怎么见着。

真正的主角是张冲，这位滇军主力旅长一眼看穿了老蒋"一石二鸟"的用心，向龙云建议，红军不过是借路而过，若与红军开战则两败俱伤，正中老蒋下怀，所以只须做做样子。龙云采纳了，皎平渡是红军渡江北上的生死关口。

1935年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依靠6条木船、37名船工，在皎平渡昼夜渡江，整整七天七夜。而张冲所部就在附近布防，选择了按兵不动，与红军保持距离，不主动发起进攻，客观上替红军把最后一道闸门撤掉了。当滇军刘正富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已经渡江完毕，船只也毁掉了。在这中间，还有那辆让龙云后来被笑了几十年的卡车。

1935年4月27日，红军三、五军团和行进到曲靖县城西北的关下村一带，公路上一辆汽车迎面驶来，随部队行军的周恩来下令截住。几枪之后汽车停下，审问俘虏才知，此人是薛岳的副官，奉薛岳之命回昆明向龙云求援，薛岳带着两个纵队从贵州一路尾追红军到云南，撞上了和红军一样的难题：没有云南省的详图，也缺治伤兵的药品。龙云答应了，用飞机派送本是最快的办法，可出发前一夜"飞行员突然生病"，只好改用卡车押运。

当天的电文记下了缴获清单，云南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二十余份，白药一千包另四百瓶，车上还有云南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之类。红军进入云南以后最大的困扰，就是手里只有一份云南省略图，金沙江渡口的具体位置标不清，找向导也只能了解两三天的行程。

有了这批详图，行军路线一下就清楚了。白药则分发各部队，救了大批伤员。参与截车的红军总部侦察参谋吕黎平后来说了句大白话："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

几十年里，教科书和各种回忆录把这件事讲成红军侦察兵的一次漂亮遭遇战。可疑点也恰恰在这里：运的是送给薛岳的军用物资，明明可以空运，偏偏在出发前夜飞行生病；明明红军已进抵曲靖地区，这辆车却迎着红军的方向开；明明路途危险，却一兵一卒都不派，只有一个不佩军衔的"李副官"随行。

据当年押运员赵汝成回忆，4月27日一早他从昆明护国路开车出发，到巡津街都兰酒店接上那位披狐皮大衣、操外省口音的李副官，先去金碧路曲焕章大药房装上几十箱百宝丹，约九点驶出昆明城。更耐人寻味的是后续：5月4日薛岳抵达昆明，龙云下令不许军队入城，却高规格接待，把薛岳安顿的地方，正是几天前那位李副官住过的都兰酒店。此后数日双方多次晤谈，《云南日报》连篇报道，而对地图、白药丢失一事讳莫如深。

谢本书由此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假说：龙云献图，"有意而为"。支撑这个假说的线索还有几条。云南作家马子华记载，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云南彝良人，与龙云同为昭通籍彝族，曾托人给龙公馆送去一封"借路"信，龙云答应照办，并准备了一卡车药品相机送给红军。

云南泸西人张渔村提供的家史说，当年为龙云和红军之间传递消息的，是其叔祖父、滇黔绥靖公署查缉队队长张永年。研究者普金山则进一步推测：那位"李副官"被红军"俘虏"后离奇消失，几天后竟有熟悉路况的"李组长"带领红军前卫连抢占金沙江渡口，而卢志英当时正以参谋长身份潜伏在贵州毕节，时间轨迹高度吻合。

还有一句更直接的话，1950年代初的一天，龙云和张冲闲坐聊天，突然提起这桩陈年往事，说是他通过关系，预先把消息递给了红军。这话是张冲之子乌谷后来向谢本书回忆的，说他亲耳听到。但历史研究不能凭一句闲谈定，—至今没有红军方面关于双方约定拦车的直接档案披露，"献图有意而为"在学术上仍是一个有待坐实的假说，不是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