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位富豪1400亿美元离岸信托，面临20%征税

离岸信托的主动申报期已经截止。

今年7月，中国明确对居民离岸信托收益按20%征税，10月22日前主动申报缴纳可免滞纳金。据彭博社报道，其亿万富豪指数显示，全球最富500人中有8位中国富豪约1402亿美元财富受此影响，按20%计约为2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00亿。名单包括网易丁磊、拼多多黄峥、小米雷军、翰森制药钟慧娟、中国宏桥张波家族、泡泡玛特王宁、海丰国际杨绍鹏、安踏体育丁世忠。

这些财富大多压在股票上，要补税，只能卖股筹钱。海底捞张勇夫妇是现成的例子：9月8日舒萍减持2.59亿股，套现约27.5亿港元，市场估算此次补税约14亿元。

此前不少国内企业家通过国内创业、海外上市的方式，将财富留在境外，如今这条避税路径已经走不通。官方尚未公开点名相关个人，但信号已经明确，离岸避税的时代正在落幕。

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名单，是名单背后那条规则：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些人，为什么这条路径走到了尽头。

对离岸资本征税并不是中国独创，而是国际通行规则，维护社会财富公平的必要举措。

其一，对离岸资本加强税收监管，完全契合欧美日的国际惯例

早在上世纪，欧美发达国家就已经建立起离岸资产征税体系。欧洲多国通过CRS（各国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机制），查到离岸公司、离岸信托背后的实际持有人，要求居民申报全球资产并足额缴税；日本同样对本国税务居民的海外信托、境外投资收益实施征税管理。

资本可以跨境流动，但纳税义务不能跟着资本一同“逃离”。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有一个共识：一个人在本国境内创造的财富，无论转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该承担对应的纳税义务。中国此次出台新规，只是把过去模糊的规则落到实处，跟主流国家的做法接上轨，并非什么独有的严苛政策。

其二，除了离岸信托，美国实施脱籍税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赚完就走不能零成本

美国有一套脱籍税，放弃美国国籍，视同把全球资产一次性变现，对增值部分征收高额退出税，防的就是有人赚足财富之后，靠换国籍逃税。

现实之中，国内有一部分富豪，财富完全依托中国市场、产业链、政策红利做大，在本土完成财富积累之后，选择移民海外，再通过离岸公司、信托这类架构把巨额资产转移出境。一旦完成身份转换，原本在中国土地上催生出来的巨额财富，就此变成海外私人财产，国家再想对这部分增值收税，就很难了。

西方制度早已筑起防火墙，我们同样不能留下制度缺口。建立类似约束，不是要惩罚财富，而是堵住“国内掘金，海外落袋”的漏洞。

新规管住了资产，钱进离岸信托要征税，但是人还没管住。有人连资产都不用挪，换个国籍，境内财富的主人就成了“外国人”，国家再想对这笔钱征税就难了。脱籍税不是新规的附属条款，得单独立法。这个漏洞也应该堵住。

其三，我们要善待创造财富的商业英雄，但赚完就走的人理应付出相应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充分尊重合法创造的私人财富，尊重踏实办企业、带动就业、回馈社会的企业家。依靠创新、实干在国内打拼出来的财富，理应得到法律充分保护。

但是善待合法财富，不等于纵容财富的不当外逃。有一部分人，利用时代红利在中国积累亿万身家，生意做完、套现离场，想方设法把大量资产转移到离岸信托，把财富搬到海外，却把社会责任、遗留风险留在国内。

不能出现老老实实的普通人足额交税，少数富豪借助离岸工具转移资产、规避纳税的局面。不能让“赚完就走”的成本，低于扎根国内发展的成本；也不能让国内市场培育出来的财富轻易流失海外。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是底线，财富可以放到海外，但不能借离岸信托逃避本该承担的纳税义务。

其四，部分人双重标准暴露无遗，谈欧美制度只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很长一段时间，有些人一遇事就对标欧美日，凡事拿西方制度当作评判标尺。可一旦聊到脱籍税、离岸资本监管、跨境资产征税这类制度，他们便集体沉默。

他们大肆宣扬海外财富自由，却刻意回避乃至隐瞒欧美严苛的离岸税收、退出税规则。只选择性借鉴对资本出逃有利的规则，对约束资本的制度视而不见，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经不起推敲。

需要说明的是，这话针对的是这种选择性叙事，不针对所有质疑者。有人担心执行起来会不会过头，那是正常的专业分歧。但有一句对谁都成立：你们推崇的“国际惯例”，怎么专挑对资本出逃有利的那一半？

结语

税收的核心要义就是公平。普通人的工资收入、劳动所得依法纳税；同样的，高净值群体通过国内市场获得的资产增值，无论藏在海外哪一座信托之中，该交的税一样得交。

对离岸资本完善征税，不是敌视资本，而是守住社会公平的底线，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维护健康有序的财富环境。资本可以走向世界，但责任不能留在原地。

这一次，“国内赚钱、海外藏钱”的老路，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