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长江北岸，一名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少将被解放军俘获。他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反复要求见一名叫钱申夫的人。这个举动很快引起注意：一名国民党少将，为何偏偏要找一位旧相识？
此人名叫李长亨，原名李碧光，早年还使用过李唯平这个名字。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是少将；在党组织的秘密档案中，他却有另一个名字——黎强。
身份太多，意味着经历特殊。更准确地说，李长亨长期处在两种身份之间，一边是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军官，一边是中共派出的秘密工作人员。
1938年，李长亨进入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后，他被安排到南方局工作。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环境十分复杂，人员往来、通信联络都需要格外谨慎。一个名字用错，可能牵出整条关系线。
在离开延安前，组织曾专门提醒他，对外可以使用李碧光或李长亨，不能再随意使用李唯平，因为后者容易暴露他在延安学习的经历。同时，董必武为他确定了秘密身份名称“黎强”。
1940年2月，李长亨抵达成都。彼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正在当地加强活动，地下党组织承受着很大压力。组织经过考虑，决定让他设法进入中统系统，利用合法身份搜集情报，保护同志。
这项工作危险性极高。
一旦被怀疑，周围的人不会给他留下解释机会；如果熟悉他真实身份的同志发生意外，他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证明自己。面对安排，李长亨没有推辞，只说：“好，我去。”
他先进入国民党政治研究班，随后凭借人际关系接触川军系统，再一步步进入中统内部。表面上，他是在为国民党办事，实际上却在设法掌握内部动向，并向组织传递有价值的消息。
在成都期间，他的联络关系几经变化，后来由陈于彤负责。李长亨依靠职务便利，提供了不少情报，也协助保护了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对一个长期处在敌对阵营中的秘密人员而言，最难的并非获取一两份材料，而是让自己的每一步都看起来合乎常理。
1946年5月，陈于彤因工作调动即将离开成都。临行前，他特意与李长亨见面，交代今后的联络办法，并要求他继续隐藏身份，等待川康特委方面的安排。
有一条暗语，李长亨必须牢牢记住。那句话是：“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这句话看似普通，实际上等于一道身份核验。只要把它传到中央，组织便能确认“黎强”并非虚构，而是一个早年在延安工作、后来奉命潜伏的同志。
1948年，李长亨又接到新的任务，进入国民党第45军第312师。他在军中逐渐升任副师长，并取得少将军衔。职位越高，接触的军务越多，能够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但暴露的风险同样随之增加。
在部队管理上，他并没有真正把这个师训练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许多士兵缺乏系统训练，部分新兵甚至不熟悉枪械使用。表面看来，这是军纪松弛、训练无方；从另一层看，却使这支部队在关键时刻难以形成有效抵抗。
李长亨原本准备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继续以军官身份开展秘密工作。计划尚未实施，战局便发生变化。1949年4月，312师在撤退途中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部队遭遇，双方发生交火。
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312师很快失去抵抗能力，官兵大部被俘，李长亨也被押入俘虏队伍。问题随之而来：他没有能够公开证明身份的证件，也不能贸然讲出自己的秘密经历。
他向接收人员说明情况，却无人认识这个“李长亨”。越是紧急，越不能随便说出延安、南方局等关键信息。因为秘密工作的规矩很简单，未经许可，不能向不确定的人暴露底细。
就在此时，他在人群中发现了钱申夫。两人曾在延安共同学习，彼此熟悉。李长亨立即喊道：“钱申夫，是我，李唯平！”
钱申夫认出他后十分诧异：“你怎么成了国民党军官？”
李长亨没有解释全部经过，只请求他向中央转达那句暗语：“我党有无黎强同志？”
钱申夫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设法将消息上报。两天后，中央发来急电：“速送李长亨同志来北平。”
这道电报既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也结束了这场持续近十年的隐蔽工作。对外，他曾是国民党军中的少将；对党组织而言，他始终是那个代号为“黎强”的秘密工作人员。直到被送往北平，他才重新以真实身份回到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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