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检测员的自述：我曾月入10万，疫情结束后，现在工资降了多少

核酸检测员的自述：我曾月入10万，疫情结束后，现在工资降了多少

我叫周海燕，今年三十二岁，大专毕业，学的是护理。

疫情结束以后，我在药店上班，一个月拿三千块。有人问我，从月入十万降到三千，心里落差大不大。我通常笑一下，说还好，日子总得过。

可这话说得轻松，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三千块和曾经的十万块之间，隔着多少个凌晨四点，多少件脱下来能拧出水的防护服，还有我到现在都没好利索的腰。

我第一次听说一天能挣六百，是在二〇二〇年春天。

那时候，体检中心已经关了一个月。老板让我们回家等消息，工资只发了半个月。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先看手机，盼着有通知，又怕通知来了还是一句“再等等”。

房贷每个月都要还，女儿刚上幼儿园。丈夫在镇上的工厂上班，一个月四千出头。家里水电、吃饭、孩子的费用，加在一起，工资还没捂热就没了。

那天下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

“海燕，你还在家待着？”

“嗯。体检中心还没开门。”

“我们这边招采样员，你要不要来？一天六百，包吃住。”

我握着手机，没马上说话。

六百一天。我在体检中心干一个月，也就四千块。

“你们那边真给这么多？”

“现在缺人。你护理专业的，做过护士，培训一下就能上手。先来试试，不合适再回去。”

我把电话挂了，坐在餐桌边算账。一天六百，一个月按三十天算，一万八。就算中间休息几天，也比我在体检中心挣得多。

丈夫下班回来，我把这事跟他说了。

他刚脱下工作服，手上还有机油味，听完以后问：“要去多久？”

“说不好。那边包吃住，应该是哪里缺人就去哪里。”

“孩子怎么办？”

“先让妈帮忙看着。”

他低头洗手，水龙头开得很大。洗完，他把毛巾挂回去，说：“你想去就去。家里我照顾，妈也能搭把手。”

我本来以为他会劝我留下。听见他答应，我心里反而一酸。

第二天，我坐上了去省城的高铁。车窗外的楼房一排排往后退，我把女儿的照片翻出来看了好几遍。她还不知道妈妈要出远门，只在视频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就回。”我说。

到地方以后，机构安排我们培训。消毒、采样、登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学。教我们的老师说，动作要快，棉签不能碰到舌头和牙齿，采完以后要规范封管。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穿防护服，光是把衣服穿齐就折腾了半天。袖口要压好，手套套在外面，护目镜和面屏不能留缝。工作人员帮我检查了一遍，说：“别紧张，慢慢来。”

真正站到采样点，紧张也没用。

队伍排到帐篷外面，我手里拿着棉签，按着培训时学的步骤，一个接一个采。张嘴，擦拭，放进试管，封好，再让下一个人上前。

刚开始我还会在心里数时间。后来人一多，脑子里就只剩下动作。

采到下午，我的胳膊开始发酸。穿着防护服，背上全是汗，护目镜起雾，我得时不时调整位置，才能看清面前的人。中途不敢喝水，也不敢上厕所，一旦脱了防护服，重新穿起来要花时间，采样点又不能空着。

第一天下班，我脱下防护服，里面的衣服贴在身上。我坐在更衣室的凳子上，拿手机给丈夫打电话。

“今天怎么样？”他问。

“还行。”

我说完这两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

丈夫没问我为什么哭，只说：“要不回来吧，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我用手背擦眼泪，听见旁边有人在整理第二天的物资。

“不了，一天六百呢。”

我说得很轻，却像是在给自己下决心。

那之后，我从省城去了县城，又从县城去乡镇。哪里有需要，我们就跟着队伍过去。早上集合，领物资，坐大巴到采样点。忙的时候，一天几百个人，点位换了又换，衣服脱了穿、穿了脱，手指被手套捂得发白。

二〇二一年是最忙的一年。

那时候动不动就全员核酸，通知往往来得很急。晚上刚回住处，手机又响了：“明早五点集合。”有人负责采样，有人负责登记和转运。哪边人手不够，我们就往哪边补。

采样员越来越吃香。工资也一路往上涨，从一天六百涨到八百，忙的时候还能到一千。加班费和补贴算上，一个月能拿两万多。

我第一次往家里转钱的时候，丈夫看着到账短信，半天没说话。

“怎么了？”我问。

“没怎么。就是没想到你一个月能挣这么多。”

我也没想到。

以前我在医院上班，一个月三千多。跳到体检中心，工资涨到四千。忽然有一天，我靠着一根棉签、一身防护服，一个月就挣出过去大半年才能攒下来的钱。

钱进了账，房贷按时还，家里也不再每个月都算着买菜。女儿要报名兴趣班，我不用再把价格问三遍。丈夫说我辛苦，我说没事，只要能多干几天就多干几天。

那时候，我确实觉得日子有了盼头。

可好日子没一直往上走。

到了二〇二二年，做核酸渐渐成了常态，采样的人也越来越多。机构一开始还抢人，后来招的人够了，工资就往下调。

一天一千，变成八百，再变成六百。

工资少了，活儿却没少。常规点位照常开，临时任务也照样来。早上四点多起床，坐车去采样点，穿上防护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中午的盒饭送到路边，我蹲着吃，吃完再回去接着采。

有时候，晚上还要去给居家的人采样。楼道里没有电梯，我穿着防护服爬到六楼、七楼，到了门口先缓一会儿，才抬手敲门。

对方开门，我举着棉签请他张嘴。采完以后，沿着楼梯往下走。走到一半，胸口闷得厉害，我就扶着墙站一会儿。

那一年，我一个月能挣一万五六。跟前一年比少了不少，可跟老家原来的工资比，还是高。

丈夫总提醒我注意身体。

“别光想着挣钱，腰疼就歇一天。”

“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

“家里不是过不下去。”

我知道他说得对。可我每次打开手机，看到工资到账，心里就踏实一点。我想着再干一年，把房贷多还一部分，再给女儿攒点学费，然后回去找份稳定的工作。

我没想到，最后那个挣到十万的月份，来得那么突然，也走得那么快。

二〇二二年底，通知一下子变了。很多地方不再大规模做核酸，可医院、养老院和学校这些地方还需要采样。原来被分散到各个点位的人，突然都往少数机构里集中。

缺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

我那时在省城一家检测机构。一天晚上，负责人把我们几个熟悉的采样员叫到会议室，说：“现在外面缺人，愿意做的，一天两千，现金日结。能连着干的优先安排。”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有人问：“一天两千，是所有人都一样吗？”

负责人说：“夜班另算，临时加班有补贴。活儿会很重，愿意做就留下，不愿意做也不勉强。”

我坐在靠门的位置，手心里全是汗。

一天两千，一个月按三十天算就是六万。再加上夜班、加班和补贴，真有可能上十万。

我已经很久没回家了，腰也疼，睡眠更是乱七八糟。但我看着桌上那张排班表，还是问：“最近一个月都需要人吗？”

“这个月最缺。后面不知道。”

我把排班表拿过来，签了名字。

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回家。机构给我们安排了住处，离采样点不远。每天穿上防护服，戴好N95，手上套两层手套。采完一个人，做好消毒，再接下一个。

以前采样的人多，有时能有个短暂空档。那阵子，队伍断断续续，一直有人来。夜里也有人送到点位，采样结束后还要核对信息、整理样本。

睡四五个小时是常事。

有一天凌晨，我刚从采样点回来，连鞋都没来得及换，手机就响了。丈夫问我：“你吃饭了吗？”

“吃了。”

“你上次说要回家，什么时候能回来？”

我靠在椅背上，揉着发胀的眼睛：“再等几天吧，这个月忙完。”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你不是已经赚得比以前多了吗？别把身体熬坏了。”

“就这个月，过了这阵子我就回来。”

我说得很肯定。那时我真的相信，自己只要再撑几天，就能把这笔钱拿到手，再回家休息。

那一个月结束时，我算出来，工资和补贴加在一起是十万零三千。

我盯着手机上的数字看了很久。

十万零三千。

我把那串数字截了图，发给丈夫。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

“看到了。”他说。

我等着他说一句“辛苦了”，或者问我准备怎么用这笔钱。

他沉默了几秒，说：“你别干了，回来吧。”

我靠在床边，手机贴着耳朵。

“我再干一个月。”

“不行。”

“这个月人手还缺，工资也高。”

“你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他停了一下，“你已经好几天没睡够了。”

“我扛得住。”

“你扛不住也会说扛得住。你腰疼成那样，还想再来一个月？”

我没接话。

丈夫的声音没有提高，却比平时硬：“海燕，回来。那十万已经够了，别再把自己搭进去。”

我不喜欢听见“够了”两个字。好像我挣的不是钱，而是一段可以结束的日子。

“家里还要还房贷，孩子以后上学也要花钱。”

“钱可以慢慢挣。”

“我现在挣得到，为什么不继续？”

电话那头又静下来。

最后他说：“我不是不让你挣钱。我是不想你把自己逼到不能动。”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床边，半天没有动。手机屏幕暗了，银行卡到账短信还在上面。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采样点。

我心里想的是，先把排班做完再说。既然答应了，就不能临时走。可中午休息时，我弯腰捡地上的手套，腰突然像被拧了一下，疼得我扶着桌子缓了好一会儿。

同事问我怎么了。

“没事，站久了。”

我把手套捡起来，继续工作。

晚上回到住处，我给丈夫发消息，说自己月底就回去。他回了一个“好”。隔着屏幕，我看不出他是放心了，还是已经不想再劝。

二〇二三年春天，变化来得很快。

先是排班减少，然后有些点位撤了。过了几天，负责人通知大家不用再集合。采样队要解散，住宿也会陆续结束。

我给负责人打电话问工资。

“之前那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结？”

他说：“公司现在也没钱，先缓一缓，等回款了再说。”

“你当时说现金日结。”

“前面的部分结了，最后几天和补贴还在核算。大家先回去，后面会处理。”

我问他具体哪天。

他没给出日期，只说：“我也在想办法。”

电话挂断以后，我站在住处门口，手里提着没收完的行李。那个月收入很高，钱也确实到账了大部分，但最后几天的工资没有结清。

我没再追问太久。那时机构已经没人接电话，原来的同事各自回家。我知道这笔钱也许等不到了，可我更清楚，采样的工作已经没有了。

我拖着行李回老家。

家里一切都没变，女儿的书包还挂在门后，丈夫每天照常去工厂上班。只有我突然没了要去的地方。

我先去找体检中心。前台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没有合适岗位，过几天再问。后来我又去了几家医院，简历递上去，面试的人问我：“你这三年主要做核酸采样？”

“是。”

“临床护理没有继续做？”

“没有。”

对方把简历放到一边：“那三年在我们这里不好算临床工龄。要是回来，得重新培训，工资也只能从低档开始。”

我问：“大概多少？”

“试用期一千八左右，正式以后再看岗位。”

我站在桌边，手指捏着简历的边角。

一千八。

我没有说医院不好，也没有怪面试的人。只是想到家里的开销，我实在没办法立刻答应。

后来，我在一家药店找了营业员的工作，底薪两千八，加上提成，一个月能拿三千出头。

上班第一天，店长教我认药品位置、看库存、收银。我记得护理课上的不少东西，却不熟悉药店里那些分类。顾客问我哪种感冒药不嗜睡，我要先看说明，再把话讲清楚。

我站了八个小时，腰酸得厉害。回家以后，丈夫问我怎么样。

“还行，一个月三千左右。”

“比医院一千八强点。”

“嗯。”

我们没再说别的。

之后有人问我工资，我就说三千。很少有人问那三年挣过多少。我也不主动说。

可有一天，药店里来了个年轻男人，买口罩时随口问：“你们这儿还能做核酸吗？”

我把口罩装进袋子，递给他：“不做了。”

“那得去医院吧？”

“应该要看医院现在的安排。”

他点点头，拿着口罩离开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走出门。街上已经很少有人戴口罩，店里挂着的口罩也从两块一个降到了五毛，仍旧卖得不快。

那一刻，我才第一次清楚地感到：那份工作是真的结束了，不是暂时停一停，也不是等下个月再招人。

我从月入十万，回到了一个月三千。

这不是一笔账算出来的差额，而是我每天站在药店里都能看见的生活。以前我起床时，先看当天的采样地点和集合时间；现在我起床，先给女儿做早饭，再赶去药店开门。

以前我怕工作多得做不完。现在我怕月底工资不够用。

丈夫没有拿那十万说事。他知道我们把一部分钱还了房贷，剩下的存着给女儿以后用。那笔钱让我家里松了一口气，可它没有变成一份新工作，也没有把我这几年丢下的护理经验补回来。

有一阵子，我常常睡不着。

一闭眼，脑子里就有采样点的长队。我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捏着棉签，一遍遍说“张嘴”。睁开眼，眼前是药店柜台，药盒整整齐齐摆着，腰却还是疼。

我问自己，那三年是不是白干了。

我挣到了钱，也丢了三年的临床经历；我还了房贷，也落下了腰疼；我在最缺人的时候被需要过，后来也确实找不到同样的工作。

丈夫听我说这些，只说：“那三年你帮家里扛过来了。”

“现在呢？”

“现在你也在扛。”

这句话没让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可那天夜里，我没有再说“我什么都不会”。

我确实会做别的，只是得重新学。

药店里有些顾客会问我用药注意什么。我不会的，就查说明书，再请教店长。有人买药时说自己最近咽喉不舒服，我听见“咽喉”两个字，手指会停一下。那种停顿很短，短到顾客看不出来。

有一回，一个老人拿着处方来买药，问我该怎么吃。我按照药品说明和处方帮他核对好，又把服用时间写在药盒外面的纸上。他看了半天，说：“你做事挺仔细。”

我把纸递过去，没说自己以前做过护士，也没说自己采过多少人的样本。

下班以后，我回家腰还是疼。丈夫拿了热水袋让我敷一会儿，我坐在床边，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叠好。

女儿写作文时，题目是《我的妈妈》。她写：“妈妈以前在医院工作，后来去做核酸，现在在药店上班。妈妈每天站很久，回家腰疼。我长大以后想当医生，研究一种让大家不得病的药。”

我把作文读完，手指在纸上停了很久。

女儿跑来问：“妈妈，你高兴吗？”

“高兴。”

“你哭了吗？”

“没有。”我摸摸她的头，“是眼睛有点累。”

她没再追问，拿着作文跑去找爸爸。

我把那张纸折好，放进钱包里。钱包里有银行卡，里面的钱不算多，却是那三年留下来的部分。我没把它当作证明自己曾经挣过十万的东西，也没拿它提醒自己现在只挣三千。

它就是家里的一笔存款。能还房贷，能交学费，能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多一点余地。

春天过去以后，我渐渐习惯了药店的节奏。早上八点开门，擦柜台，补货，核对当天的药品。中午轮流吃饭，下午整理货架，到了五点左右下班。

我仍然会想起那些日子。

想起防护服里湿透的衣服，想起凌晨四点的大巴，想起十万零三千到账时，我盯着屏幕不敢眨眼。也会想起丈夫让我回来时，我还说自己扛得住。

现在我承认，那句话不全是真的。

我当时想多挣一点，也确实想让家里过得轻松些。我不后悔去做采样员，但如果再遇到同样的选择，我不会再把“再撑一个月”说得那么轻巧。

一个人的身体不是可以无限往后拖的账。

至于现在的工资，我没法把它说成和十万差不多。十万就是十万，三千就是三千。少掉的九万七千，不会因为我想开了就消失。

可三千也不是一无所有。它是我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是我每天站完柜台回家以后还能陪女儿写作业，是我重新学会一件工作的方法。

有一次，店长问我：“你以前做核酸，一个月是不是挣得特别多？”

我想了一下，说：“最多那个月十万零三千。”

“现在呢？”

“三千出头。”

她把一批药品摆到柜台上，没露出惊讶，也没说可惜，只问：“这周的排班你能不能多上一天？”

“能。”

我接过排班表，在周三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以前觉得，只要工资高，累一点也能忍。后来又觉得，工资降到三千，自己就像从头开始。现在我不这么看了。

三千确实比十万少很多。可我做过采样员，也做过护士，现在在药店站柜台。这些都是真的，不会因为一份简历上写得不够漂亮，就被谁一句话抹掉。

当然，医院不肯按我过去的经验算工龄，这也是现实。我的腰疼，也是现实。那笔还没结清的工资，至今也没有消息。

我没有把这些说成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只是知道，自己回到家以后，还能做饭，能陪孩子，能第二天按时去开门。

这几年，我见过工资往上冲，也见过工作一下子停掉。以前一天六百，我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机会；后来一天两千，我以为只要再拼一阵，生活就能稳下来。现在想起来，我抓住的不是一辈子的路，而是一段当时能走的路。

路走到头了，我就得换一条。

前几天，女儿又问我：“妈妈，你以前一个月真的挣过十万吗？”

“真的。”

“那现在为什么只有三千？”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需要做核酸，现在不需要了。”

“你是不是不开心？”

我看着她，想了想：“有时候会不开心。不过，挣得少不等于以前白做了，也不等于现在的我没用。”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低头继续写作业。

我把她的水杯放到桌边。然后穿上外套，准备去药店接晚班。

晚上关门以后，我站在柜台后清点货品。外面路灯亮着，街上有人骑车经过。没有排到门口的长队，没有人举着手机等着登记，也没有人穿着防护服一遍遍喊大家张嘴。

那三年确实过去了。

我曾经月入十万，现在工资三千。疫情结束以后，我的工资少了九万七千块，也少了那些熬夜、奔波和随时出发的日子。

但我还在工作。

明天早上，我会照常给女儿做饭，送她上学，然后去药店开门。腰还是会疼，工资还是不高。我会把柜台擦干净，把药品摆整齐，等顾客进来。

如果有人再问能不能做核酸，我还是会说：“不做了。”

然后我会问他：“你需要买什么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