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钱文亮：我感受到的唯有善意

钱文亮先生

◎汪民安

我是1992年或1993年认识钱文亮的。那时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他那时候刚从湖北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分配到省新闻出版局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和另一位年轻的同事共同编辑一本杂志《通俗文学评论》。这是刚刚创刊的杂志（不过，办了十年左右就停刊了，以至于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杂志）。他要找人写稿，我的一个师兄和他相熟，就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当然非常乐意认识他，当然希望有发表的机会。

时间过去了很久，我已经想不起来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了。只是记得他来过我的宿舍几次，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我也记得我去过他在梨园附近的编辑部办公室，办公室在当时看来是一栋很高很显眼也很现代的出版局大楼里，需要坐电梯上去。我当时觉得以后要是能在类似这样的明亮整洁的大楼里上班就很不错了（今年8月份我还在那附近住过一周，那里如今高楼林立，我完全辨识不出方向，也找不到那栋大楼的位置了）。我们的往来不是很密集，但也不算稀少，每年可能会见面两三次。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请他到食堂吃饭，而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总是请我到附近的餐馆吃饭——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一个学生而言，去餐馆吃饭就像是一个节日。

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聊天。和文亮的谈话非常特别。他从不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他的声音不响亮也不果断，感觉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内心非常深处的地方发送出来的，有些低沉的甚至是撕扯和犹豫的强度。我后来读到布朗肖的文学的“咕哝”声时，我想到的是文亮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大声而流畅的夸饰，相反，它包含着隐秘的激情。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专属于某类诗人的声音。文亮很少讲无关紧要的闲话。他讲话的时候很认真，他说几句就会停下来，陷入思考。他停下来也是让对方有回应，或者说，他会去体会对方的反应和感受，他知道倾听的意义。我们之间的谈话很少会引发对方会心的大笑，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不同的高声争论。他比我大几岁，知道的东西远比我多，他是编辑，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他的说教，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个年轻学生面对一个编辑的一丝一毫的压力。在和他的谈话中，我感受到的只是他的善意——是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唯有善意这个词才能表达我当时最真切的感受。

我想是文学让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彼此的善意和友谊。90年代初，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将文学作为自己人生选择的人，已经很少了。在一个城市中找到几个能够彼此理解和谈话的同道会让人兴奋，这也是一个少数人单凭激情——文学的激情——组成的亲密的共同体，这和今天高度职业化的协会团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文亮在武汉有一些热爱文学和诗歌的朋友。他和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我最后一次收到文亮的短信，就是2023年他为武汉《诗收获》的朋友约稿而发给我的）。这些友谊对他至关重要。现在回想起来，他身上应该有一些忧郁的东西。确实，他不怎么开怀大笑。文学友谊肯定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强劲支撑。

在和他的谈话中，我记忆最深的也是他经常谈到的两位老师，一位哲学老师，一位诗歌老师，他每次都是用恭敬和感激的语言谈起他们，谈起他们对他的精神启蒙和道德感召。他是诗人中特别强调道德感的人。他有一次说，喜欢文学的人肯定不是坏人。这句话我记忆犹新，虽然到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一点。但当时，热爱文学的人会非常自然地将对方看做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是镜像，人们因此会由衷地肯定和帮助对方。我给文亮的杂志写了好几篇文章，总是得到他的肯定和帮助，这些文章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文亮愿意发表它们，并且当着我的面毫不吝啬地肯定它们，我只能把这些看做是他对我的鼓励——这完全出自他的善意。这些文章的发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它们写得如何，而是因为它们的最初发表激励了我，激励了我将写作作为人生的道路选择。

1995年我离开了武汉。在那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变少了，当然，我们在武汉和北京还见过几次面。后来我们只是时不时地短信联系。2022年4月，我给他发短信问候，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断断续续地在微信上聊了接近一个小时。他最后说要睡觉了。我想他肯定是太累了。我离开武汉后，知道他后来结婚生子，到北大读书，再到上海教书——他一直在奔波，不用问我也知道他的辛劳。

文亮是我二十多岁就认识的朋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意义上的朋友之一。他不是我见面最多的朋友，但是，是那种见到了名字马上就会在心底产生最美好感受的朋友。只是到了8月1日那一天，这个名字所携带的噩耗传到我这里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东西还多了一层意味：永远的怀念和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