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复现烈士容貌 让DNA带他们“回家”

汪圩嘉复现的 邓萍烈士形象 分子考古实验室团队到红军烈士陵园祭扫 文少卿团队到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提取样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踏上战略转移之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这是一场信仰与意志的远征。

“长征精神并不遥远——它就藏在那些被烈火焚烧却依然残留着DNA的骨骼里。从这些残存的片段中，拼凑出他们的信息，送他们回家，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接力，先辈们用生命走完长征，我们用技术为他们走完寻亲的最后一程。”——许怡冉

2024年7月的一天，文少卿来到贵州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的青松堂，在陵园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打开了存放在这里的红军烈士骨灰盒，细细地辨认遗骨的保存情况。当看到骨壁较厚部位的骨髓腔中还残留着黑色的痕迹时，他意识到，有一些部位还没有经过充分焚烧，这意味着仍有机会带这些无名的长征烈士“回家”。

1982年出生的文少卿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分子考古实验室负责人。过去10多年来，他的团队累计完成1600多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少卿知道，这次他们面对的挑战完全不一样。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青松堂里存放的这16例遗骸，是被松油等助燃物浇淋后焚烧过的烧骨。高温焚烧加上90年的时间跨度，DNA已被打碎成极短的片段，短到常规的DNA提取方法几乎抓不住，如何进入下一步的检测？经过反复研究，团队终于优化并验证了针对烧骨的实验方案，成功获取DNA，为烈士遗骨的鉴定扫除了最大障碍。

在烧骨中找到DNA片段

当团队把样本带回上海，在复旦大学的分子考古实验室里，许怡冉第一次看到了这些烧骨。她是复旦大学博士生，一直在文少卿团队中做烈士DNA鉴定工作。她发现这一次的样本与以往不同，上面显露出好几种颜色——灰白色意味着骨骼经过了非常充分的燃烧，表面的黑色附着物是松油留下的痕迹，红褐色的部分初步推断是埋藏过程中土壤产生的沁色。

许怡冉知道，这次DNA检测要面临严峻的挑战。

据介绍，生命消亡后，体内的DNA会断裂成一个个片段，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片段会变得越来越碎，而火焰的灼烧会把大部分片段破坏殆尽。这意味着想要从中获取DNA片段变成了一大难题。即使成功得到DNA片段，后续能否得出足够详尽的遗传信息也是未知数。

文少卿解释说，正常情况下，实验室检测的当代人DNA片段长度至少在几百个碱基对以上，承载了一个人大量的遗传信息。此前团队检测的北方保存比较好的烈士遗骸样本中，DNA片段长度也有100个左右碱基对。这一次发现的红军烈士烧骨，经过艰难实验，最后找到的片段长度只有30到50个碱基对。

为了更好地从样本中获取烈士们的遗传信息，团队采用了一种新技术，可以将样本中的DNA单链片段构建成文库进行检测，但这样做步骤将变得非常繁琐。为了避免污染样本，许怡冉要穿着防护服做实验，常常七八个小时不吃饭，也不能上厕所，最久的一次坚持了10多个小时，最终完成了16例烈士烧骨样本的基因检测，并从中获得了14例DNA数据。

“经过我们的检测，三个区别于其他骨灰盒的样本来自同一个个体，和当地提供的信息相符。”许怡冉说，由此算下来，检测团队一共发现了12名无名烈士的DNA信息，为帮助他们寻找到亲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许怡冉说，以前她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多来自书本和影视作品，但真正接触到这些烈士遗骸后，她意识到，长征精神并不遥远——它就藏在那些被烈火焚烧却依然残留着DNA的骨骼里。她能做的，就是从这些残存的片段中，拼凑出他们的信息，送他们“回家”。她说，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接力，先辈们用生命走完长征，自己用技术为他们走完寻亲的最后一程。

用AI技术复现勇猛的儒将

在文少卿看来，检测出烈士们的DNA只是带烈士“回家”的第一步，通过同位素等多种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研究人员还可以了解到烈士生前的生活史、迁徙史，通过烈士遗骸上的创伤看到烈士的生前经历，甚至通过现代AI技术，让烈士以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后人面前。邓萍烈士的形象复原，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1935年2月25日，红军攻占娄山关。在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的带领下，部队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一鼓作气抢占了遵义新城及城边村落。2月27日，邓萍与红11团政委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一起率领部队，前进至老城北门外的前沿阵地，匍匐在湘江河左岸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隐蔽，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及敌人的守城布防。此时，敌人忽然乱枪扫射，一发子弹击中邓萍的头部。他牺牲时年仅27岁，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邓萍的遗骸被迁入遵义市红军烈士陵园安葬。遗憾的是，多年来关于邓萍烈士的形象只有一张模糊的素描画像，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留存。

2024年，文少卿联合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钱振兴、金城共同开设了“AI考古”课程，课程鼓励学生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参与到和考古相关的项目之中。

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硕士生汪圩嘉选择的研究项目是利用AI技术复现邓萍烈士的动态影像。

对于邓萍，来自贵州的汪圩嘉并不陌生。他从小就爱听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小时候参加知识问答时，也曾被问过一个问题：“长征期间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是谁？”对于“邓萍”这个答案，他一直难以忘怀。

汪圩嘉回忆说，在“AI考古”的课堂上，文少卿老师提出了“点亮你的名字”计划，希望让长征路上那些无名的烈士变得有名，去寻找他们的亲人，复原他们的容貌。“邓萍烈士给小时候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文老师提出他的计划后，我下课就主动找到文老师，说出想要尝试复现邓萍烈士的容貌的想法。我们可谓一拍即合。”

接手项目后，汪圩嘉开始全面收集邓萍烈士的资料。让他感慨的是，相关的资料并不多，战友们对邓萍的回忆访谈零零散散只有二三十页。在这些资料中，汪圩嘉发现“儒将”这个词被频繁提及，战友们普遍觉得邓萍性格儒雅，作战又十分勇猛。“如何还原这样一位英雄的容貌呢？”

汪圩嘉制作了一个数据集，把长征时期人们对于“儒将”的形象或“勇猛”的形象收集到一起，让人工智能学习这些文字描述和图像的对应关系。然后训练开源模型去根据有关邓萍的描述生成对应的画面。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汪圩嘉说，很多模型会自动按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去复原历史人物，但这和现有史料记述的邓萍烈士的形象不符。汪圩嘉反复多次对模型进行训练，经过十多次迭代，他最终得到了效果最好的模型。

邓萍烈士露出了微笑

那段时间，汪圩嘉除了每天上课，剩下的时间全部都用在研究模型和图片生成上了。前后生成的图片在1000张以上。每次有了成果，汪圩嘉就会把图片发给文少卿和钱振兴两位老师看，听取老师们的意见。“老师们给我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红军军装、望远镜图像等素材，确保生成的图片能够完全符合历史真实。”

每一次，模型会给汪圩嘉生成八张图片。有一天，八张图片生成好了，汪圩嘉打开第一张图，就被画面中烈士的样貌震慑住了。

那张图片里，“邓萍”在对着汪圩嘉微笑。

“我从来没有给模型发过任何一个关于微笑的提示。在这张图片中，我能够感受到邓萍烈士对于革命的乐观精神，他的坚毅、他的儒雅，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邓萍烈士。”汪圩嘉说，他没有再看后面的七张图片，直接将这张图发给了文少卿老师。

“这也是我心中的邓萍烈士。”文少卿说，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人类学的学者，这张图上的人物相貌带有四川人的特征，而邓萍烈士正是四川富顺人。

以这张图片为基础，汪圩嘉又复现了邓萍烈士的视频画面。在充满硝烟烈火的战场上，邓萍烈士手持望远镜，面带微笑地敬了一个军礼。

就这样，时隔近90年，邓萍又“活”在了人们的眼前。

2026年清明节，团队将邓萍烈士的复现图片和视频作为礼物送给了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

在汪圩嘉看来，复现邓萍烈士的画像的过程，也是一次感悟长征精神的过程。“我手上的算力资源其实有限。因为要和其他同学的项目共用服务器，我需要协调好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用好每一份算力。”汪圩嘉说，“每当此时，我都会想到红军当年也曾无数次面临弹药短缺的情况，但他们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了长征。我也要学习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

让更多的烈士早日“回家”

文少卿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正是在一次次亲身实践中，学生们对于长征精神，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体会。

在收集烈士遗骸样本的过程中，文少卿多次带学生们探访当年烈士们牺牲的战场。有一次，团队成员参观了红军长征遵义战役中的老鸦山战斗遗址。在陡峭的老鸦山上，学生们看到了一座红军防御工事，背后是飞机俯冲扫射后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弹孔。

“只有置身在这样的现场，你才能知道什么叫枪林弹雨，就像雨点泼下来一样，那块石头上全是弹孔。”文少卿说，学生们在那里站了好久，“有学生说，当年的红军战士不但要负重爬山，还要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这是怎样的无畏精神呢？”

文少卿坦言，多年来有好几次，学生们是一边流泪一边完成了烈士遗骸的发掘工作，有些学生发现牺牲烈士的年纪比他们还小。

如今，遵义红军山烈士陵园烧骨中检测到的DNA数据已加入了英烈DNA数据库——得益于团队成员的努力，如今数据库中已有超过1600位烈士的数据，其中一些烈士已找到了亲人，魂归故里。文少卿说，希望寻亲的烈士直系家属或旁系家属都能联系团队，提供DNA样本，让更多的烈士早日“回家”。

许怡冉表示，团队成员一直在积累烈士DNA检测的经验，并不断关注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只要有更好的技术，我们就会应用到烈士DNA的检测中。”

烈士的遗骸不能说话，但新一代的青年借助科技的力量，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文/本报记者屈畅

统筹/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