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一针见血：反对降低英语权重的人，99%都是既得利益者

项立刚那句话之所以扎人，不在于它有多新鲜，而在于它把一层糊了很多年的窗户纸直接捅穿了。围绕英语高考分值的争吵，表面上永远是“国际化”“竞争力”“孩子前途”这些大词，但剥开来看，真正在拼命维护现有权重的人，和真正被现有权重压住的人，从来就不是同一拨。

先把一个被反复搅浑的事实摆正。教育部在2022年答复相关建议时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规定的外语课时占比是6%到8%，同期语文是20%到22%，数学是13%到15%，体育与健康是10%到11%。换句话说，在国家的正式课程盘子里，英语的课时分量本来就已经低于语文、数学，甚至低于体育。而高考层面，根据国务院2014年高考改革顶层设计和教育部后续多次公开回应，语数外三科的科目和分值都没有变，外语仍是150分。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其拧巴的局面：校内课时被压到6%到8%，高考分值却和语文数学平起平坐。课时和分值之间的这道裂缝，恰好就是校外产业链和家庭资源往里填钱、填时间、填焦虑的空间。支持“降低权重”的人，从来没有主张把英语从高考里抹掉，主张的是让分值权重与课时权重别再如此背离；反对的人却一口咬定“你们要闭关锁国”。这不是理解偏差，这是话术。把一个“权重调整”的技术问题偷换成“要不要开放”的政治问题，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普通人不敢再讨论具体数字，只敢站队表态。

那么，谁最害怕这道裂缝被填上？首当其冲的，是靠这条裂缝吃饭的人。英语培训从来不是一个小生意。即便“双减”之后学科类校外培训被大幅压减，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跟踪数据显示，2025年外语类校外培训的全口径覆盖率仍然在13.3%，而2017年这个数字是25.6%。覆盖率的绝对降幅固然明显，但放在一个已经压减了八成以上学科培训的大盘子里，英语依然是 residual demand 最顽固的品类之一。行业研究机构估算的英语培训整体市场规模在千亿量级，教辅、考级、留学语培、外教供给等环节串联成一条漫长的利益链条。这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依赖同一个前提：英语在升学中的分值权重不能松。一旦权重松动，家长的第一反应不会是“不学了”，而是“不用往死里刷分了”，而“往死里刷分”恰恰是高客单价课程、高阶教辅、冲刺集训的命根子。动权重，动的不是“英语”这两个字，动的是那条以焦虑为燃料的现金流。

但产业链只是最表层的一层。更深的一层，是那些已经靠英语高权重完成了位置占据的人。他们未必是培训机构的股东，也未必直接从中牟利，但他们的竞争优势、职业门槛、圈层壁垒，很大程度上是在“英语拉分”的游戏规则下建立起来的。对于一个从小有外教、有海外游学、有原版阅读环境的孩子来说，英语150分是一道天然的护城河；对于另一个从小只有校内每周几节英语课、连专职英语教师都配不齐的孩子来说，同样的150分是一堵需要拿命去撞的墙。有学术研究追踪了1999年到2003年间约1600万高考考生的数据，发现仅仅是把英语听力纳入高考这一项变化，就使农村学生相对于城市学生的大学录取概率下降约2个百分点，城乡大学录取率差距相对扩大约30%。这项研究来自斯坦福大学学者领衔的学术工作，不是哪个自媒体的情绪输出。它说明的事情很简单：英语考试权重的任何一次“技术性加固”，都会沿着家庭资源的分布线产生不对称的冲击。已经在墙内的人，当然希望墙不要拆；他们不会说“我要保住我的优势”，他们会说“降低英语是害了穷孩子”。这句话的逻辑陷阱在于：用“如果学校不教、穷孩子更学不起”来论证“高考必须维持150分”。但真正的问题恰恰是，维持150分并没有让穷孩子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学到同样的英语，它只是让穷孩子用最匮乏的资源去陪跑一场起跑线早已错位的比赛。

再往前推一步，还有一个更底层的变量正在改变整件事的性价比判断：语言工具本身的性质变了。中国翻译协会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与翻译报告》明确指出，AI翻译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用，覆盖跨境商贸、文化交流、教育医疗等多个关键领域。当然，机器翻译远非完美，专业场景仍然需要人的判断，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90%以上不从事外交、学术翻译、高端涉外法务的普通人来说，实时互译工具已经足以覆盖他们一生中绝大多数需要“用英语”的场景。过去英语权重高，有一个硬约束：信息获取和对外沟通必须经过人脑的语言转换。这个硬约束正在被技术一层一层地削薄。国家当然需要一批能把英语用到极致的人，需要能在谈判桌上不用机器、在法庭上不用字幕、在实验室里直接读原始文献的人。但“国家需要少数顶尖外语人才”和“全民从小学到高中用同一套高难度应试体系去搏150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把前者当成后者不可动摇的理由，是用战略需求的名义，为权重惯性续命。

所以，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英语该不该学”，而是“什么样的英语学习，配得上它在一个人12年基础教育中的时间占比和分值占比”。当校内课时已经降到6%到8%，当AI工具正在把语言转换的成本压到接近于零，当城乡英语差距的学术证据已经冷冰冰地摆在那里，继续把150分的权重当作不可讨论的禁区，维护的究竟是谁的机会，又是谁的负担？项立刚说99%是既得利益者，这个比例当然无法用统计数据去精确验证，但它的锋利之处在于指出了一种结构性事实：在权重问题上，获益者和承受者的分布是高度不对称的。那些高声反对降权的人，未必个个都在产业链上分红，但他们大概率站在那道裂缝的有利一侧。而裂缝另一侧的人，往往连把“降权”和“取消”区分开来的话语空间都没有。教育改革当然不能靠一句狠话推进，但如果在讨论权重时连既得利益这个维度都不许碰，那所谓的“为了孩子”，就永远只是一句体面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