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6月，绥远清水河县城外，日军第26师团一名军事教官安达千代吉，奉命参加一次所谓的“训练”。土坡下，日军挖好了数个土坑，数百名士兵列队而立。坑边站着的，却不是木桩，而是被俘的抗日人员。
这段经历后来出现在安达千代吉的回忆材料中。具体细节因材料来源不同，个别数字或有出入，但其中所呈现的暴行逻辑十分清楚：俘虏被当作刺杀训练的对象，军官借此向新兵展示所谓的“勇敢”，战争伦理则被彻底抛在一旁。
那天，日军押来一批俘虏。他们戴着沉重脚镣，脚腕被磨得血肉模糊，长期关押使他们面容憔悴。安达从中挑出几人，命令新兵持刺刀上前。对刚入伍的士兵而言，这不是战场搏杀，而是被强迫完成的杀人仪式。
命令下达后，刺刀接连刺入人体。有人倒下，有人仍在土坑中挣扎。安达走过去查看，见一名俘虏尚未断气，便拔刀补刺。回忆中的语气冷漠得近乎麻木，恰恰说明这种残忍已经被日军训练制度化。
真正让在场者感到震动的，是随后出现的一名年轻俘虏。安达记述，他大约23岁，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被押到坑边时，年轻人没有哭喊，也没有求饶，而是坐了下来，像是在等待一件早已确定的事情。
日军大队长丸尾问他还有什么要求。青年只说：“给我一支烟。”
丸尾把自己嘴里的烟递了过去。青年接过香烟，朝着县城方向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周围站着两百多名日军，却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连原本杂乱的脚步声也停住了。
这短暂的沉默很有分量。日军想用处决制造恐惧，结果最先感到不安的，反而是持刀的人。年轻排长没有武器，没有援兵，甚至已经身处土坑边缘，可他的镇定让行刑者意识到，刺刀能够夺走生命，却未必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丸尾催促道：“别吸了！”
青年没有回应，只把最后几口烟吸完。丸尾随后举刀砍下，因心绪紊乱，第一刀只劈中后脑。鲜血流下，青年身体摇晃，却仍用膝盖支撑住自己，怒视着面前的敌人。
这一幕使丸尾更加慌乱。他再次挥刀，才将青年杀害。安达回忆，坑中的头颅双眼仍然睁着，仿佛还在注视着周围的人。这样的描述未必能还原现场每个细节，却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究竟是谁在那一刻失去了勇气？
随后，其他俘虏也被军官和士官杀害。日军军医还把遗体当作所谓的医学示范材料，进行肢体切割与缝合练习。安达写道，锯断骨头的声音令他头皮发麻，牙齿发酸。连亲自参与暴行的人，也在某个瞬间感到恐惧，只是这种恐惧来得太迟。
丸尾没有因这场“训练”获得荣耀，反而情绪失控，匆忙返回驻地。安达后来承认，那个年轻排长的神态始终留在他的记忆里。日军可以毁坏遗体，却无法消除那双眼睛带来的压迫感。
1945年日本战败后，安达所在部队被苏军俘获，他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1955年，安达又被移交中国，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他交代并书写了侵华期间的罪行，其中包括这次处决俘虏的经历。
遗憾的是，这名排长的姓名、籍贯和所属部队，现有材料没有留下确切答案。历史记住一个人，并不总是从姓名开始。有时，一支烟、一次抬头、几秒钟的沉默，已经足以让施暴者在多年以后仍无法摆脱那场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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