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4年10月31日14时25分，韩国京畿道杨州郡广积面德岛训练场，韩军第26步兵师第73团3连正在进行实弹射击。21岁的二等兵徐文锡趴在射击位上，手中握着一支装有实弹的步枪。谁也没有想到，靶场很快会变成一场造成三名军官死伤的惨剧现场。
这次训练并非普通课目。第3连此前射击成绩没有达到要求，连长金秀英上尉决定增加训练。当天，连队共有66名官兵参加实弹打靶，官兵们依次领取弹匣和步枪，完成射击后再将枪交还给负责收集武器的排长。
徐文锡轮到射击时，表面上并没有显出异常。他装好弹药，卧倒瞄准，等待金秀英下达开火命令。命令传来后，他突然起身，对周围士兵喊了一声：“趴下！”
紧接着，他调转枪口，向身旁的黄在浩中尉开了两枪，又向赵敏英中尉开了两枪。现场官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实弹训练中的枪声、口令和人员移动混杂在一起，突发的攻击让不少人僵在原地。
徐文锡没有停手。他朝30米外负责指挥射击的金秀英上尉连续开枪，随后又将枪口抬向空中，打完剩余弹药。第3连中士金孝烈发现情况后立即冲上前去，试图夺下步枪。
此时，徐文锡已经打空了手中的弹匣。他把枪扔给金孝烈，却又捡起另一名士兵放下的步枪，朝空中开了几枪，随后将枪口对准自己，当场身亡。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现场人员甚至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制止行动。
事后检查确认，黄在浩中尉当场死亡，赵敏英中尉受伤后被送往国军首都综合医院救治，最终保住性命。金秀英上尉则在送往国军杨州医院途中因伤势过重死亡。黄在浩曾就读于大邱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系，毕业后进入军队任职，年仅23岁。
金秀英遇害时31岁，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44期。此前，他曾带领第3连获得第26师优秀连队称号，在上级和部分部下眼中，他是执行训练严格、要求较高的基层军官。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对一部分士兵而言，持续加训是提高战斗力；对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的人来说，却可能变成难以摆脱的压力。
第26步兵师驻扎在首尔外围的京畿道地区，长期承担重要防务任务。该师成立于1953年6月18日，虽然建制较晚，却因训练强度高、管理严格而受到军方重视。军政府时期，严格服从命令被视为部队秩序的基础，基层士兵的个人感受往往很难得到充分表达。
据调查材料，徐文锡两岁时便失去父亲，由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1991年，他的哥哥徐光硕服兵役期间因难以承受训练压力自杀，这件事对徐文锡造成了长期影响。入伍后，他曾向身边战友表达过离队或逃离军营的想法，但没有得到回应。
有意思的是，徐文锡并非事发前毫无征兆。调查人员了解到，他曾多次说过要把几名军官“全部带走”。周围人把这些话当成牢骚，甚至以为只是随口发泄，没有上报，也没有进一步询问。军营内部对这类言语的轻视，成为悲剧发生前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金秀英的同僚则认为，他并不是只会惩罚士兵的军官。26岁的金泰焕在告别仪式上说：“他很关心后辈，也常常亲自示范训练动作。”这类评价说明，金秀英在部下之间并非单纯的恶人形象，而是一个既重视训练、又可能忽视个体承受能力的基层指挥官。
金秀英留下的家庭同样遭受重创。他遇害前五天，刚与妻子和一岁的儿子拍过合影。葬礼上，年迈的父亲抱着遗像，始终难以平静。另一边，黄在浩的突然死亡，也让一个刚刚走上军旅道路的年轻军官人生骤然中断。
事件发生第二天，韩国国会议员郑大哲、林福镇等人前往现场调查。第26师73团团长朴鲁淑等军方人员接受询问，并对射击过程和现场部署作出说明。由于案件发生在公开训练场，相关经过很快被报纸披露，军队的训练管理、心理疏导和武器管控随之受到审视。
这起案件没有改变实弹训练的必要性，却暴露出一个严峻事实：枪械管理再严密，也无法替代对士兵心理状态的识别；命令能够让人完成动作，却未必能让一个已经崩溃的人重新建立对军营的信任。徐文锡扣动扳机的瞬间，三名军官、一个家庭以及一个连队的命运，便被同时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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