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12月，北京，沈醉拿到特赦证的第二天，便从有关安排中得知，自己今后要接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领导。这个名字，让他刚刚放松的心又悬了起来。
沈醉并不陌生。抗战时期，廖沫沙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曾长期受到军统盯梢。那段日子里，他出门便有人尾随，住处也常被注意。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人员被迫撤离重庆，廖沫沙还当面斥责过负责驱赶的军统人员。
而沈醉，正是军统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很清楚，军统如何监视进步人士，也知道那些被盯梢者承受了怎样的压力。想到这里，沈醉心里直打鼓：廖沫沙会不会记得旧账？会不会把多年积下的怨气，发泄到自己身上？
这份不安，并非毫无来由。沈醉曾经亲眼见过叛变者在旧日同僚面前的难堪，也曾参与过那套冷酷的权力秩序。
第二批特赦消息传出后，沈醉一夜没有睡好。他既盼望获释，又不敢认定自己一定能够过关。作为军统高级人员，他曾参与反共特务活动，深知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不可能用一句“身不由己”轻轻带过。
特赦名单公布那天，会场正在布置。沈醉因为心神不宁，失手打碎了一盆花。管理员没有责骂，只是摆摆手说：“没关系。”
这句平常话，反而让他更加紧张。几名同批人员被叫去谈话，他以为自己又落选了。直到宣读名单时，法官连续叫了两遍“沈醉”，他仍坐着不动，还是旁边的人推了他一下。
特赦证拿到手时，沈醉的手在发抖。他反复看着那张纸，心里明白，这不是简单的释放，而是国家给他的重新做人机会。
可新生活刚开始，新的担忧又来了。
廖沫沙早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接触进步报刊，后来投身革命工作。1930年入党后，他多次从事宣传和报刊编辑，因文章立场鲜明，曾三次被捕。抗战期间，他辗转长沙、桂林、香港等地，始终没有停止工作。
这样一个人，曾被军统长期监视，如今却成了沈醉的领导。沈醉甚至想过，自己最好不要留在北京。
见面时，沈醉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低声说：“我以前对不起您。”
廖沫沙没有追问细节，只是回答：“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背着包袱生活。”
话说得平静，沈醉却没有完全放心。他担心廖沫沙当面宽厚，独处时仍然难以释怀。
1961年冬天，沈醉接到前妻粟燕萍愿意返京的来信，便将情况交给民政部门。廖沫沙批准他前往广州接人，还特意设宴相送。沈醉一路上低着头，已经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
半路上，一辆小汽车从身边驶过。刺耳的喇叭声，使他突然想起多年前羞辱张国焘的一幕。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曾在军统担任职务。一次，他打电话要车，沈醉明明知道车库里有新车，却故意吩咐：“派一辆三轮车过去，就说小车都出去了。”
那天下着大雨。张国焘坐着三轮车赶到车库时，看到里面停着几辆崭新的汽车，顿时怒不可遏。他质问为何不给自己派车，沈醉却当面说道：“是我叫他派的。”
张国焘气急败坏，沈醉也毫不客气地回敬：“这里不是延安。”
这件事后来传到戴笠那里，沈醉受到训斥。可在沈醉看来，张国焘既然背叛革命，就不值得尊重。他当时奉行的，正是“尊而不敬，用而又疑”。
想到这段往事，沈醉更加害怕。他担心廖沫沙会用同样的方式，让自己尝尝受辱的滋味。
然而，饭桌上的情形完全不同。廖沫沙和其他同志热情接待他，祝贺他夫妻团聚，还询问路费是否充足，住房如何解决，并表示可以帮助粟燕萍寻找合适工作。
没有讥讽，没有翻旧账，也没有故意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沈醉这才真正明白，特赦并不只是身份改变，更包含一种新的相处方式。廖沫沙没有忘记过去，却没有让过去支配自己的行为。对一个曾经参与迫害自己的人，他选择按照改造和教育的政策相待，而不是以个人羞辱回敬个人伤害。
这顿饭之后，沈醉心里的戒备慢慢消失。他后来仍会谈起军统旧事，也会谈起张国焘那场风雨中的狼狈，但谈话的语气已经不同。那不再是得意，而像是一段必须正视的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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