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6月10日晚，南京日本领事馆内，詹长麟端着酒壶穿行在宴席之间。席间坐着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外务省官员清水及三重等人，气氛看似热闹，真正的危险却已经混进了酒杯。
那天的宴会并非普通聚餐。日本方面的重要人物齐聚一堂，侵华日军华中方面的人员以及梁鸿志等人也在场。詹长麟是领事馆仆役，负责端茶送水、打扫房间，出入内外并不显眼。
酒过几巡，异常突然出现。有人捂住肚子倒下，有人剧烈呕吐，领事馆会计官宫也栽倒在地。很快，席间一片混乱。有人惊叫：“酒里有毒！”
日方立即封锁消息，并清查当晚所有人员。调查很快指向两名中国仆人：詹长麟和他的哥哥詹长柄。两人已经不见踪影，家中也没有留下明确线索。
搜捕持续了一段时间，日本领事馆却收到一封信。信中写道，兄弟二人亲手下毒，原因是家人在南京沦陷后的惨案中遭到日军伤害。他们还留下了一句硬话：“毒是我们下的，有本事就来抓我们。”
这封信究竟是否由兄弟二人亲笔写成，后来的资料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定的是，日本方面直到战败，也没能找到他们。关于这桩案件的细节，长期只在民间流传。
有意思的是，线索在65年后才重新出现。2004年12月，一支搜集民间抗日事迹的队伍查阅江苏地方文史资料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群英谱》中，记载着“日本总领事馆毒酒案”。
文章作者说，内容来自一位老人讲述。调查人员循线找到南京老人詹长麟时，他已经91岁。老人起初十分紧张，连连摆手说：“不能报道，日本人要是知道了，会来报复。”
在家人劝说下，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并承认：“毒是我下的，和我一起走的是我哥哥詹长柄。”
詹氏兄弟是南京本地人，家中靠织缎为生。詹长麟年轻时曾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因母亲患病回到南京。1934年前后，经熟人介绍，他进入日本领事馆做仆役，后来又把哥哥带了进去。
这份差事并不体面，却给了他接触日方人员和文件的机会。按照他的晚年回忆，自己后来被人拉拢，承担了搜集情报的任务。由于熟悉馆内环境，又掌握一些房间钥匙，他逐渐成了一个不容易被怀疑的内线。
1937年南京沦陷后，詹长麟的家人也曾面临危险。日本人占据城市，对中国人的羞辱和伤害随处可见。一次，日本官佐吉野当面讥讽他：“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
詹长麟没有反驳，只能强忍怒气。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他说自己当时想得很清楚：表面上低头，不等于心里认输。
1939年那场宴会前，他得知日本领事馆将接待重要官员，便把消息传了出去。上级原本要求他下毒后自尽，后来为其安排了撤离路线。宴会开始后，他把毒药混入酒水，随后借口身体不适，从后门离开。
哥哥早已在外面接应。为避免日军报复，詹长麟此前把家人送往江北，兄弟二人也按约定路线转移到徐家洼藏身。日军曾多次搜查，却始终没有找到他们。
日本战败后，兄弟俩的人生走向出现差异。詹长麟回到家庭，继续过普通生活；詹长柄却加入了军统。1949年南京解放后，两人因曾在日本领事馆任职而被审查，詹长麟很快获释，哥哥则因参加军统等原因被判处死刑。
哥哥被执行枪决时，詹长麟没有到场。他认为，哥哥的结局与自己也有牵连，因为当初正是他把哥哥带进了领事馆。后来，妻子将詹长柄的遗体领回安葬。
面对采访者关于“曾与日本会计官宫相熟，是否后悔下手”的询问，詹长麟情绪激动地回答：“关系再好，他也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这句话，或许比案件本身更能说明他的选择。对詹长麟而言，领事馆里的低头、周旋和谨慎，都是为了等待一次真正出手的机会。2008年，这位南京老人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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