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0日前后,陕西洛南、商县交界的庾家河,红25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正在一间药铺里开会,商议部队下一步行动。谁也没有想到,会议尚未结束,山梁上的枪声便骤然响起,红25军长征途中最险恶的一场战斗由此展开。
这支部队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时,只有两千九百余人。按照部署,他们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向西北寻找新的落脚点。一路上,红25军转战豫、鄂、皖、陕、甘等地,既要摆脱敌军围追,也要在陌生区域保存力量。
当时的红25军并不具备优越条件。兵员有限,弹药紧张,伤员缺少药品,许多战士的棉衣也难以御寒。可它有一个突出特点:行动迅速,指挥灵活,能够在敌军重兵压迫下不断寻找缝隙。郭家河、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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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家河位于蟒岭一带,山高沟深,交通不便,却能连接多个方向。红25军翻越蟒岭抵达这里后,准备稍作整顿,并召开会议研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部队进驻的地方,是庾家河街上一家名为“春永茂”的药铺。
药铺不大,屋内却挤满了军政干部。地图铺在桌面上,油灯的光线摇晃不定,参会人员讨论着部队行进、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对于一支刚刚脱离险境的队伍来说,这次会议关系到今后的方向,不能简单看成一次普通的行军部署。
就在这时,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的刘华清也没有闲着。他出身湖北大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读过私塾,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写得一手工整有力的字。红军进入新区后,他根据群众识字不多的实际情况,编写浅显的传单和歌谣,向百姓解释红军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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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资料中,刘华清在庾家河留下的字迹,内容就包括“什么是红军”。文字不绕弯子,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以及对群众的政策。墙壁、树干、石块,都可能成为宣传阵地。那时没有充足的纸张,能写的地方便不能浪费。
有战士曾问:“敌人来了怎么办?”
刘华清回答:“先把话说明白,也把队伍组织起来,群众明白了,红军就不是孤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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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虽是情境中的概括,却符合当时宣传工作的实际逻辑。红军在新区立足,靠的不只是枪,还要让当地百姓知道部队从哪里来、为何而战,以及怎样对待普通人。
然而,红25军抵达庾家河后并没有获得充分休息。由于连续行军,担任警戒的部队十分疲劳,敌军第六十师所属第三六零团先头部队悄悄追来,抢先占据了庾家河以北七里荫山梁。这个位置居高临下,正好压住街道和附近山口。
敌情传来,会议立即中止。徐海东率部向山梁方向赶去,程子华也带领部队投入战斗。红军起初处在不利位置,只能在运动中组织反击。枪声沿着山沟传开,敌我双方很快纠缠在一起,战斗比预料中更加激烈。
徐海东在指挥冲锋时,被子弹从左脸颊打入,又从右耳附近穿出,伤口血流不止。即便如此,他仍试图掌握前沿情况。程子华赶到阵地后,亲自观察敌情,组织部队夺取山口,不久双手也被机枪子弹击中,手腕动脉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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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救治条件极其简陋。医护人员只能将布条用盐水煮过,再设法处理伤口。程子华失血严重,数度昏迷,伤势反复,双手也因此留下终身残疾。徐海东同样伤重,经过紧急救治才脱离危险。
红25军最终击退了来犯之敌,控制住庾家河及其周边要地。战斗的代价很大,却为部队继续西进争取了时间。此后,红25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成为较早抵达陕北的红军主力之一。
庾家河这场战斗,既体现了红25军在危急时刻的反应能力,也暴露出长途转战中的警戒漏洞。更值得一提的是,战斗前后留下的宣传文字并未因枪声而失去意义。刘华清后来长期从事军队工作,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庾家河药铺中的墨迹,便成了那段岁月留下的一处具体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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