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我挖矿时和25岁女技术员搭伙做夫妻，同房时她要求我站着发力，然而领完奖金后她却失联，5天后矿长找到我：省里的大人物要见你！

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94年，我还在黑漆漆的矿井里卖命，是个浑身煤灰的粗人。

那年矿里来了个二十五岁的女技术员，城里姑娘长得标致，心思也细。

因为一次井下测量放线的事，我们俩从针锋相对到互相照应，后来顺理成章地搭伙成了夫妻。

我这辈子没见过啥世面，那姑娘教我怎么体面地过日子，同房时她红着脸让我站着发力，那画面我至今难忘。

可领奖金的那天中午她说去买肉包饺子，却离奇失联。

我找了五天，矿长找到我：省里的大人物要见你！

01

我叫刘建国，河西省临丰县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初中没念完就跟着村里的老乡来煤矿挖煤。

矿上的人都叫我"建国"，也有人叫我"刘老二"，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那时候我二十八岁，在矿井下干了将近十年，从推矿车的小工熬成了掌子面的班组长，手底下带着七个人。

掌子面的活儿说白了就是跟阎王爷打交道——哪天顶板一塌，人就没了。

我们那个班组，三年里头压死过两个人，一个姓马，一个姓冯，都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汉子，走的时候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

所以矿上的人不兴说"明天见"，都说"下工了再说"。

我住在矿上的单身汉宿舍，八个人一间屋，上下铺，被褥常年带着煤灰味儿。

宿舍门口有棵老槐树，每年夏天开花，香得很，可我们这帮挖煤的汉子哪有心思闻花香，下了工就倒头睡，睡醒了接着下井。

就这么个日子，我一过就是十年。

说来也怪，十年里我也不是没想过讨个媳妇。

村里的老乡给我介绍过三个姑娘，见面的时候人家眼睛往我脸上一瞅，再往我手上瞅一眼，扭头就走——黑的。

不是嫌我人黑，是嫌我这行当黑，没奔头，随时没命。

第三个姑娘的娘当着我的面说："我家丫头不嫁井下的，万一哪天压了，还不如找个拉板车的。"

我当时坐在人家堂屋的木头椅子上，端着那碗热茶一声没吭，喝完了站起来，跟人家爹娘道了个谢，走出院子，在路边站了很久。

不是伤心，就是那种说不清楚的滋味——憋得慌。

后来我也就不托人介绍了，一个人过，反正也习惯了。

02

秦淮是那年春天来的。

我记得那天是个阴天，矿上的大喇叭响了一早上，说技术科来了个新人，省里头派下来支援的，让各班组长配合工作。

我当时正蹲在掌子面旁边吃干粮，听了也没当回事，矿上隔三差五来个什么人，来了又走，没什么新鲜的。

第一次见她是在井口。

我刚从下面上来，满脸的煤灰，背着安全帽，正跟班里的老周说话。

老周忽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建国，你瞧。"

我顺着他眼神一看——一个穿白色工装的姑娘站在测量仪旁边，正低头对着一份图纸比划什么。

白色工装在矿上是新的，还没染上煤灰，衬着她的脸，格外打眼。

身量不高，却挺拔，扎着马尾，额头前有一缕头发被风吹乱了，她抬手把那缕头发别到耳朵后头，眼睛还盯着图纸，一副专注的样子。

老周在我旁边嘀咕："城里来的技术员，听说是学测量的，大学生。"

我没说话，多看了两眼，就跟着队伍走了。

真正认识她，是因为一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口角。

那是她来矿上的第三天，技术科要对我们班组的支护位置重新测量定位，说是原来的数据有偏差，要调整。

我一听就急了。

支护位置是我们班组按照老规矩打的，十年没出过大事，凭什么说调整就调整？

我直接去找技术科，正好碰上秦淮拿着图纸在跟科长说话。

我也没绕弯子，直接开口："谁说我们的支护有偏差？你们量过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画个图就来指指点点？"

秦淮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把图纸往桌上一铺，指着上头的数据说："刘班长，你自己看，这里的倾角偏了将近四度，累积到后面，顶板的受力会出问题。"

"我干了十年，没出过事。"我梗着脖子说。

"没出事不代表没风险。"她声音不大，语气也平，但字字咬得很清楚，"马师傅和冯师傅的事，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一下子噎住了。

马师傅和冯师傅——就是三年前在我们班压死的那两个人。

她提这两个名字，不是戳我，是在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可我被戳了个正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科长在旁边打圆场："建国，秦技术员是专业的，你听她的没错。"

我黑着脸，把图纸往回推了推，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出门的时候，我听见身后秦淮跟科长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却叫我听得清清楚楚："他不是不讲理，他是护着他的人。"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继续走。

03

后来那次支护调整，我配合着做了。

做完之后，我去找秦淮，想说一句——你的数据是对的。

但话到嘴边，我就是说不出来，最后只憋出一句："下回有事你直接来找我，别跟科长绕弯子。"

秦淮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好。"

就这么一个字，我们算是把那道坎迈过去了。

之后有几次，她需要下井实地测量，按规矩要有班组长陪同。

技术科把这差事派给了我。

第一次带她下去，我说："跟紧，别乱摸，听我的。"

她点头，把安全帽的帽带系好，说："刘班长，我不是第一次下井了。"

我说："矿不一样，规矩不一样。"

她没再说话，跟在我后头，走得很稳。

井下黑，只有头灯的光，我在前头走，她在后头跟，彼此也不说话，就是干活儿。

有一次，我们经过一段刚支完护的巷道，她停下来，拿手电筒照了照顶板，又蹲下来看了看底板，然后抬起头说："刘班长，上次调整之后，这段顶板的受力比原来匀多了。"

我应了一声："嗯。"

她又说："你手底下的工人活儿做得很细。"

我说："他们都是老工人，手上有功夫。"

她点点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煤灰，继续往前走。

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一来二去，我也说不清从哪天开始，看见她往技术科走，我会多瞅两眼；她去食堂打饭，我恰好也在，会把离她最近的那个窗口让给她。

矿上是个小地方，人口就那么几百号，什么事都藏不住。

老周最先看出来，有一天下工路上凑到我旁边，贱兮兮地说："建国，你那眼神出卖你了。"

我没理他。

他又说："那姑娘可是大学生，城里人，你一个挖煤的——"

我转头看了他一眼，他立刻闭嘴，缩了缩脑袋，不说了。

我自己也知道老周说的是实话。

可人这东西，很多事情不是靠知道就能管住的。

04

真正说开，是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

矿上那天下了雨，雨不大，淅淅沥沥地下，把槐树底下的泥地打得湿透。

我下了工，在槐树底下站着抽烟。

秦淮从技术科出来，手里拿着一摞图纸，看见我，脚步停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在我旁边站下了。

"这么晚还没回去？"我开口。

"赶图纸。"她说，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那摞纸，"你呢？"

"睡不着。"

雨打在槐树叶子上，沙沙响。

她忽然开口，问了我一个跟矿上毫不相干的问题："刘班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顿了一下，说："爹娘，一个哥，一个弟，嫂子，弟媳，侄子侄女一堆。"

"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嗯。"

她没再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我也是。"

我侧过头看她。

她目光往前，看着矿区的灯光，说："我爸走得早，我妈在城里，就我一个。我来这儿，她哭了两天，说我往那种地方钻，不像个姑娘家。"

我说："那你为啥来？"

她沉默了片刻，说："我学的就是这个。学了，就得用，不然学它做什么。"

这话叫我意外。

我抽完那根烟，把烟蒂踩灭，开口说："秦技术员——"

"秦淮。"她打断我，"叫秦淮就行，'技术员'三个字我听着别扭。"

"秦淮。"我重新开了口，顿了顿，"我问你个事，你要是不想答，就当我没问。"

她转过脸来看我。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儿长待？"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开口："刘班长，你这话问的是矿，还是别的什么？"

我喉咙动了动，没说话。

她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图纸，半晌，轻声说："要看情况。"

就这三个字，我听懂了。

后来的事情，水到渠成。

矿上没有什么烛光晚餐，没有什么花，也没有人送戒指。

有一天傍晚，我在食堂帮她端了碗汤，她抬起头说了句谢谢，我坐下来，两个人对面吃了顿饭，说了些有的没的，出门的时候，她说："以后你叫我淮淮。"

我说："行，淮淮。"

她脸红了一下，没说话，往宿舍区走了。

矿上的人是第二天才知道的——老周在早班下工路上一把拽住我："建国！你和秦技术员？！"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拍开他的手，往前走。

他在后头喊："你小子行啊！"

我们没办过什么仪式，矿上管我们这种叫"搭伙"——两个人住在一起，过日子。

技术科的一间空房子，矿长开了恩，让我们住了进去，条件比单身宿舍好一点，有个独立的小窗户，能看见那棵槐树。

秦淮把那间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买了一块蓝色的桌布铺在桌上，在窗台上放了个搪瓷杯，里头插了两根干草穗，说是城里人叫"装饰"。

我盯着那两根草穗看了半天，说："这也叫装饰？"

她说："你懂什么，这叫意境。"

我没再说话，但后来每次回到那间屋子，看见窗台上那个搪瓷杯，心里头会有种说不清的踏实。

她教我吃饭不能呼噜响，筷子不能插在碗里，进屋要换鞋，说话要留三分余地。

我不是没脾气，有时候被她说烦了，把碗一搁，说："你烦不烦？"

她就沉下脸，不说话了。

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吓人。

我憋不住，过一会儿凑过去，低声说："我错了，你说。"

她板着脸，把筷子放整齐了，说："不说了。"

但过了没多大一会儿，她端了杯热水放到我手边，什么也没说，回头继续忙她的事。

那就算翻篇了。

同房那晚，屋子里的灯是灭的，就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月光。

她红着脸，声音压得很低，说了句让我脑子里"嗡"了一下的话——

"建国，你站着。"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照做了。

05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平稳，踏实，带着点烟火气。

秦淮在矿上干活儿是真有两把刷子，不是那种摆样子的技术员，她能下井，能看图，能跟工人蹲在泥地上对数据，说起支护受力来头头是道。

矿上有几个老工人起先看她不顺眼，觉得一个城里姑娘来矿山凑什么热闹，但慢慢地，那些人嘴上服了，见了她打招呼都叫"秦技术员"，语气里带着客气。

只有老周，嬉皮笑脸地喊她"嫂子"，被我瞪了好几次，照喊不误。

秦淮不在意，随他喊，有时候还应一声，把老周乐得见牙不见眼。

那段时间，我觉得日子是有奔头的。

不是说什么大道理，就是那种——早上睁开眼睛，有个人在旁边，下了工回到屋子里，桌上有饭，灯是亮的，窗台那个搪瓷杯还在，那两根干草穗还插着——就这么个感觉。

搭伙之后，秦淮给我立了规矩。

第一条：下井前必须把安全帽的帽带检查两遍。

第二条：下工回来先洗手，再上桌。

第三条：不许喝酒喝到说胡话。

我问她："还有没有了？"

她想了想，说："暂时就这三条，以后再说。"

我说："你这是管丈夫还是管徒弟？"

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你要是觉得烦，我可以搬回技术科住。"

我立刻闭了嘴。

她又说："以后挣了钱，别全交给矿上的食堂，学着攒一点，日子要往长远处想。"

我说："你说的是，淮淮。"

她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痛快，嘴角弯了弯，低下头继续缝她手里的一只手套，没再说话。

矿上的年终考核是大事。

按照惯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各班组的工人都绷着一口气，成绩好的多拿钱，成绩差的矿长要找人谈话，严重的还要扣工资。

我们班组那一年产量是全矿最高的，安全记录也没出篓子，我心里有底，但嘴上不说，闷头等结果。

考核结果出来那天，矿长在大会上点了我们班的名，说了些鼓励的话，宣布我们班组的奖金比其他班组多出将近两成。

台下有几个工人起哄，喊着"建国请客"。

我站在那里，脸上烧得慌，不是高兴，是不习惯被这么多人盯着。

秦淮站在人群靠后的地方，我往那头看了一眼，她正低着头，嘴角压着一个笑，看得出来是憋着的。

散会往回走，她跟上来，凑到我旁边小声说："刘班长，今晚我请客，包饺子。"

我说："你请客？"

她说："对，猪肉白菜的，我妈教过我。"

我说："你上次包汤圆，包出来的是方的。"

她瞪了我一眼，说："汤圆是汤圆，饺子是饺子，能一样吗？再说了，方的不也熟了？"

我忍住笑，说："行，那你去买肉，我回去烧水。"

她点了头，把手揣进棉袄口袋，说："等我，快去快回。"

发奖金是在上午，奖金袋子装进她那件蓝棉袄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

她出门前回头说了句："建国，把炉子烧旺点，今天冷。"

我说："知道了，路上小心。"

门关上，我搓了搓手，去添了两块煤，盘腿坐在床沿上，拿起班组的工具损耗单，就着炉子的光翻看起来。

一张纸翻了大半天，外头的日头从窗户格子里斜进来，照在蓝桌布上，一点一点往右挪。

挪到桌子边沿快没影了，我才抬起头。

屋外已经有了下午日头偏西的光色，暖中带凉，炉子里的煤烧透了，灰扑扑地结着块。

我以为她在供销社排队，拿起那张单子又看了一遍，看完放下，起身添了块煤，坐回去等。

又等了一阵，窗外的光色越来越淡，从暖黄变成了惨白。

我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两步，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有哪里不对，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我出了门，往供销社方向走。

供销社在矿区靠东的位置，离我们住的那间屋子要走将近一刻钟。

我走到门口，门上挂着锁，锁头生了锈，一看就是关了有一阵了。

旁边有个扫地的大娘，我开口问："大娘，这供销社几点关的门？"

大娘说："下午两点多就关了，今天进货的车没来，东西卖完了就锁门走了。"

我说："今天有没有个穿蓝棉袄的姑娘来买东西？"

大娘想了想，摇了摇头："没注意，来来去去的，我哪记得。"

我谢了她，站在供销社门口，脑子里转了一圈——她说去买猪肉，供销社关了，那就是去镇上的肉摊子了。

矿区去镇上要走一段土路，平时二十分钟，走得慢的半个钟头。

我顺着土路往镇上走，天色一点点沉下去，风吹在脸上，带着入冬的凉意。

到镇上，我先去了街上的肉摊子。

卖肉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叔，围着油腻的蓝布围裙，正收摊子。

我问他："今天下午有没有个穿蓝棉袄的城里姑娘来买肉？"

他手上动作停了停，想了想，说："有，来过一个，买了两斤前腿肉，付了钱，提着袋子走了。"

我说："几点？"

他说："下午两点半能有，差不多那个时候。"

我说："往哪边走的？"

他侧过身，朝街口的方向扬了扬下巴："往那边，街口。"

街口是镇上通往外头的路，一条往县城，一条往山里。

我站在街口，把两条路来回看了几遍，暮色里路上没有人影，风把路边的枯草压得伏在地上。

我往县城方向走了一截，又折回来往山路走了一截，什么都没有。

天彻底黑下来，我站在街口，手插在口袋里，那种说不清的感觉从脚底板往上漫，越漫越重。

我回到矿上，去矿区大门找守卫。

守卫老李靠在岗楼里，看见我进来，探出头说："建国，这么晚，干啥？"

我说："老李，你今天下午有没有见着秦技术员出门？"

老李想了想，点头："见着了，下午两点多，跟我打了个招呼，说去镇上买东西，我还问她冷不冷，她说不冷。"

我说："之后有没有见她回来？"

老李摇了摇头："没有，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没见着她进门。"

我说了声谢，转身出来。

回到屋子，炉子里的煤已经灭了，屋子里是凉的，蓝桌布还铺着，两个空碗放在桌上，是我下午摆出来等她回来包饺子用的。

我把那两个碗收起来，坐在床沿上。

窗台上，那个搪瓷杯还在，两根干草穗还插着。

我盯着那个杯子看了一会儿，起身去技术科，把科长从被窝里叫起来，说秦淮没回来。

科长揉着眼睛，先是没反应过来，听清楚了，脸色变了变，说："先去矿长那边报一声，再去找。"

矿长姓赵，是个做事稳当的人，听完皱起眉头，说："先在矿区周围找找，说不定在哪个工友屋里坐着呢。"

我说："不可能，她不是那种人。"

赵矿长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这话，叫了两个人，跟着我把矿区角角落落找了一遍。

没有。

那一夜我没睡，坐到天亮，又去了一趟镇上，把昨晚没问到的几个铺子挨个问了一遍。

粮油铺的老板娘说没见着；

卖布的说见着过一个穿蓝棉袄的姑娘在街上走，但不确定是不是我说的那个；

镇上唯一的饭馆老板说，昨天下午两点多，店里没进过陌生姑娘。

我把这些拼在一起，也拼不出个整块。

第二天，我去了趟县城，在汽车站守了大半天。

汽车站不大，来来往往的人就那么多，我站在检票口旁边，把每一张脸都认真看了一遍，没有秦淮。

检票的师傅看我站了大半天，好奇地问了句："你等什么人？"

我说："等一个穿蓝棉袄的姑娘，二十五岁，城里人，个子不高。"

师傅摇了摇头："昨天进站的人我没印象，今天也没见着。"

我在汽车站又守了两个钟头，直到最后一班车开走，月台上空了，才站起来走了。

回矿上的路上，风把土路上的沙粒刮起来打在脸上，我低着头走，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扯不出头绪，又不敢往深处想。

第三天，我去了技术科。

科长不在，我站在秦淮的工位旁边，桌面上的东西还是原来的样子——图纸叠得整整齐齐，铅笔摆在右手边，一把三角尺压在最上头那张图纸的角上。

最上面那张图纸，是我们班组那段巷道的支护图，她用铅笔在旁边标了几个数字，字迹细而清晰。

我把那张图纸叠起来，揣进口袋，出来了。

第四天下午，矿上有个工人来找我，说是在十里外的柳河边上，见着个穿蓝棉袄的女人在河边站着。

我当时正在宿舍坐着，听完这话立刻站起来，骑上自行车就往柳河方向蹬。

十里地，我蹬了不到半个钟头。

河边站着一个人，蓝棉袄，头发散着，背对着我。

我把车子一扔，大步走过去，绕到那人面前——

是个收废品的大婶，五十多岁，正往河里丢石头玩。

大婶抬起头看见我，被我的表情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一步，说："你干啥？"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皱巴巴的脸，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半天没发出声音。

骑车回来的路上，天色又沉了，风比昨天更大，吹得路边的树枝乱晃。

我骑到矿区门口，看见那扇铁栅栏门，忽然感觉腿上没了力气，在车上坐了好一会儿，才推着车进了门。

当天夜里，我把屋子里里外外翻了一遍。

秦淮平时放东西不多，一个旧皮箱，几件衣服，她从城里带来的一个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从没挪过位置。

皮箱还在，衣服还在，图纸还在——技术科那摞图纸我今天去看过，原封不动。

我把皮箱打开，翻了一遍，换季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压箱底的还有一封信，信封没拆，是她妈寄来的，邮戳的日期是两个月前。

我把那封信放回去，重新把皮箱盖上，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台上那个搪瓷杯发了很久的呆。

炉子没点，屋子是冷的，我就那么坐着，坐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歪倒在床上。

到第五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

我坐在床沿上，手里端着一碗凉透的稀饭，双眼熬得血红。

砰的一声巨响，单身宿舍那扇薄铁皮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撞在墙上直晃悠。

赵矿长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他连气都顾不上喘匀。

一眼看见坐在床沿上的我，赵矿长三步并作两步跨过来，一把死死拽住我的胳膊就往门外拖。

"刘建国，赶紧把你那身带煤灰的褂子换了！省里直接来了个大人物，车就停在办公楼底下，点名要见你！"

我手里捏着的半截咸菜啪嗒一下掉进了稀饭碗里，溅起几滴米汤。

我整个人像木头桩子一样僵在床沿上，脑子里嗡的一声彻底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