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当AI以月，甚至以周为单位刷新能力边界，写报告、做分析、查资料、搞科研这些曾被视作高学历者专属的本领正在被重新定义，“我们还会被取代吗”的焦虑随之蔓延到几乎所有以知识为核心的岗位。
比“被取代”更深的困惑其实早已浮现：我们还需要学习知识吗？知识可能还是力量，但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机器的力量，而不是人的力量？
2026年9月，中信出版集团推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马松的首部作品《后知识社会》，这本书回溯人类文明的百万年历程，系统梳理三次知识革命与三次技术革命，以经济学家的严谨和人文主义者的关怀，回答了AI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当知识不再稀缺时，教育、创新、就业与社会制度将如何重构，人生的脚本又将如何改写。
马松为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和创业创新学终身教授，主持耶鲁大学“AI与商业和社会”研究计划。马松的研究聚焦于创新与资本市场、金融经济学、AI和大数据等领域。2021年，马松被评为“全球最佳40位40岁以下商学院教授”之一，获得斯隆研究奖（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等数十项重要科研奖项。
《后知识社会》以“知识的旅程”为叙事主线，从远古篝火旁的身体经验讲起，穿越文字的诞生、印刷术的普及、互联网的兴起，直至AI的崛起。马松指出，知识最初完全依附于人的身体和记忆，而后一步步“外化”：文字让知识脱离个体记忆，印刷术让知识大规模复制，互联网让知识随处可得，AI则第一次让知识可以脱离具体的人被直接调用。
他援引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普的“器官投影说”阐释技术革命的本质：锤子是拳头的投影，望远镜是眼睛的投影，铁路是循环系统的投影，电报网络是神经系统的投影——技术革命，就是人类不断将禁锢在生物体内的能力外化为机器系统、并以此为基石重组社会的过程。
在书中，马松提出了一个直指底层的判断：“过去200年的知识社会，本质上是人类这一知识容器的工业化生产史。”知识本身是“死的”，它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附于活的人。知识社会通过教育往人身上“装”知识，然后通过工作让人身上的知识发挥价值。彼时，“一个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个多么好的知识容器，是个多么有效的知识使用者。”
而AI的出现，第一次系统性动摇了这一前提：知识的存储、整合与调用，第一次可以不依赖于具体的人。当知识的形态变化时，增长和分配的新逻辑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关心自己和下一代未来的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但马松认为：“每一次知识革命都伴随着恐惧和抗拒，但最终都解放了人类。这一次也不会例外，但我们需要主动去寻找和创造新的能力。”
针对大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马松在书中给出了系统性思考，他认为：教育将回归本源，AI能否让“因材施教”的千年梦想变成现实；劳动力市场将呈现“双峰结构”——一端是掌握数据和算法的超级平台与AI杠杆型人才，另一端是被AI赋能的自由职业者和“一人公司”，而传统中层知识工作者承受双向挤压；未来的组织将从“树”走向“森林”，企业竞争力从“管住人”转向“释放人”；
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就业、保障等制度仍处于“真空期”，技术红利不会自动均匀分配，这需要制度的智慧和商业向善的力量。书中关于知识平权、孤独大流行、AI陪伴与老龄化社会的讨论，则让这本纵贯万年的大历史，落到了每一个普通人正在经历的日常。
本书既是一部跨越数千年的知识、技术文明史，也是一份写给每一个被技术浪潮裹挟者的生存指南。它跳出“替代还是不替代”的零和思维，不渲染焦虑，也不贩卖乐观，而是把AI放进人类知识史与技术史的长河，帮助读者理解这场变革中的变与不变。当AI重构知识生产，当“上学—考试—文凭—工作—晋升”这一工业时代的标准人生脚本开始松动，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理解自己？马松在《后知识社会》中给出的回答是：当知识不再稀缺，人最需要捍卫的，恰恰是技术最难外化的部分——提问的勇气、判断的智慧与共情的温度。知识的旅程，终究是人的旅程。看清这场万年知识旅程的来路与去向，或许正是我们在这个剧变时代安身立命的开始。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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