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地质出版社)、光明网《温家宝进京》、中国青年网《温家宝新书细节》、《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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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的兰州,秋意已经有些浓了。
火车站台上人来人往,嘈杂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空间,蒸汽机车喷吐出的白烟在微凉的空气中慢慢散开。
一列即将北上的火车正静静地停靠在铁轨上,等待着它的旅客。
温家宝站在车厢连接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去往北京的车票。
他的目光穿过车窗,久久地凝视着站台上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站台上,送行的同事们还在挥手,那些在祁连山里一起啃过冷馒头、一起扛过地质锤的兄弟们,此刻正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他。
那眼神里有不舍,有祝福,或许还有一丝对未知的期盼。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火车缓缓启动了。
车轮与铁轨摩擦出有节奏的哐当声,像是某种古老而坚定的心跳。
温家宝坐在硬座车厢里,看着窗外熟悉的黄土高原和连绵的群山一点点向后退去。
兰州车站的轮廓在视线中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远方。
那一刻,他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从1968年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甘肃酒泉,到如今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足够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两鬓微霜的中年人;十四年,足够他在祁连山的寒风中把双脚磨出厚厚的老茧,足够让他把青春和热血都洒在这片西北的土地上。
火车一路向东,窗外的风景从荒凉的戈壁变成了起伏的山峦,再变成平原。
温家宝靠在椅背上,思绪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不知道北京在等着他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个全新的岗位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挑战。
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
而改变这一切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件,也不是什么复杂的运作。
仅仅是一句话。
一句简短、有力、甚至带着几分随口的话,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从西北走向北京的大门。
那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温家宝在心里感激了一辈子。
在那个年代,一个扎根在偏远西北、在深山里跑了十几年野外的地质队员,想要调回首都北京,谈何容易?这中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无数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但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它会在你埋头苦干、默默坚持的时候,突然给你开一扇窗。
温家宝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总是感慨万千。
他说,如果没有那个人的赏识,没有那句关键的话,他可能这辈子都要在祁连山的沟沟坎坎里度过了。
他或许会成为一名称职的地质专家,或许会在甘肃的地质系统里一直干到退休,但他绝不会以另一种身份,站在更高的地方去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
那句话,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前行的路。
火车在铁轨上飞驰,带着温家宝,也带着他十四年的祁连山记忆,向着北方疾驰而去。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车轮的声音在耳边回响。
温家宝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祁连山那终年不化的积雪,浮现出那些在帐篷里度过的夜晚,浮现出那些在风雪中艰难跋涉的脚步。
他知道,自己即将告别这片土地,告别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但他同样知道,无论走到哪里,祁连山的风雪都会刻在他的骨子里,成为他生命中最坚硬的底色。
而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人,那个在关键时刻说出那句话的人,究竟是谁?那句话,又有着怎样的分量? 这一切,都要从十四年前,那个在祁连山里背着石头艰难前行的年轻地质队员说起。
先把时间往回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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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祁连山里的年轻地质队员
温家宝,1942年出生在天津宜兴埠。
那是一个有着浓厚书香气的小镇,他的家庭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
祖父是个开明的人,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让附近的孩子们都能读上书;父亲是一位地理老师,母亲则是语文教师。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温家宝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
但那个年代,和平是一种奢望。
温家宝的童年,是在战火和动荡中度过的。
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让原本平静的村庄充满了恐惧。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四处放火,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火海和混乱之中。
为了躲避战乱,年幼的温家宝跟着家人四处逃难,甚至住进了救济院。
在救济院里,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外婆在逃难途中去世,年幼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痛苦。
1949年天津解放的那个夜晚,解放军包围了救济院。
外面枪声大作,爆炸声震耳欲聋。
但在那一刻,年幼的温家宝并没有感到恐惧,因为他知道,外面的那些枪声,是为了给他们带来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温家宝终于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他考入了南开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他难忘的中学时代。
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1960年,18岁的温家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就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
在那个年代,地质学是一门艰苦而神圣的学科,选择这个专业,就意味着选择了与大山为伴,与荒野为伍。
在北京地质学院,温家宝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但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在大学期间,他不幸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肺结核几乎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很多人劝他休学回家养病,但他拒绝了。
他每天坚持跑步、打球,用顽强的毅力硬是扛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他相信,只要精神不倒,身体就能撑得住。
1968年,温家宝研究生毕业,专业是地质构造。
按照当时的分配政策,他被分配到了甘肃酒泉地质局区测二队,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从繁华的北京到荒凉的西北,从象牙塔到祁连山的深沟大壑,这种落差是巨大的。
但温家宝没有抱怨,他背起行囊,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祁连山,这座横亘在甘肃和青海之间的巍峨山脉,成了温家宝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
在这里,海拔通常在4000到5000米之间,空气稀薄,气候严寒。
野外工作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每天天刚亮,温家宝和同事们就要背着沉重的地质包上山。
包里装着地质锤、罗盘、放大镜,还有干粮。
他们带的干粮通常是馒头,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山上,馒头很快就冻得像石头一样硬。
饿了的时候,他们就找个避风的地方,捡些枯枝生火烤一烤,或者干脆把馒头揣在怀里,用体温焐软了再吃。
背石头下山是最累的。
为了采集标本,他们要在山上敲下几十斤重的岩石,然后一步步背下山。
累了的时候,就只能靠着山边的石头歇一会儿,喘口气,然后再继续走。
在野外,喝水也是个难题。
有时候找不到水源,他们就只能靠人肩挑水。
为了解决烧柴的问题,他们还要去捡牛粪。
温家宝在日记里写过,有一次他们为了烧火做饭,一晚上捡了200多斤牛粪。
晚上睡觉,就是在地铺上支个帐篷。
祁连山的夜晚,气温能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帐篷里虽然生了火,但依然冷得刺骨。
1970年5月18日,温家宝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出发,夜宿张掖,今天到达祁连。
虽然已是初夏,但在翻越4300米的俄博大坂时还是非常冷的。
我们又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
山区河流的巨厚冰雪才刚刚融化。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
我不愿在那上面多费时间。
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这段话,字字句句都透着一个年轻人的执着和清醒。
在别人打牌娱乐的时候,他在烛光下看书学习。
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打到半夜12点,只有他一个人独坐在烛光下,看着鲁迅的散文,直到那时才睡。
1970年5月27日,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到了二指哈拉大坂下,修公路的山沟里堆满了碎石,骆驼队无法通过。
为了不影响进度,他们天黑前抢修道路,当晚只能支帐篷在地铺上过夜。
第二天天不亮就起身,八点前打好驮子。
在蛇眼沟安基站附近,因为没水,只能用人肩挑水,挖坑储水。
高强度的野外工作,让温家宝的身体再次发出了警报。
5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劳累过度肺部不适,痰显著增多加浓,身体疲乏,疑惑肺病又犯。
大学时的肺结核虽然好了,但长期的劳累和恶劣的环境,让他的肺部再次出现问题。
但他没有退缩,他在日记里给自己打气:我要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
只要一天不倒,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
在野外工作中,温家宝有一个原则:绝不偷懒。
他从不定遥测点,也就是那种远远眺望一下岩石地层构造,然后在地形底图上随便定个点就了事的做法。
他一定要亲自走到实地,一寸一寸地观测,一笔一笔地记录。
他说: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他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
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
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
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
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
但温家宝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
因为他的良知不允许他那样去做。
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他也一定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从黑河上游到下游,他都走过。
祁连山脉的各个山口,他都如数家珍。
1976年,温家宝开始系统钻研地质力学理论。
他围绕地槽构造、地壳运动、海陆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把这些思考都记在了笔记本上,写成了文章。
说实话,一个在祁连山里跑了几年野外的年轻技术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不简单。
但也就是这些笔记和文章,后来成了他命运转折的一个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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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看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国家开始大力选拔年轻干部,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这八个字,像一阵春风,吹进了沉寂多年的地质系统。
温家宝的机会,就是这时候来的。
这一年12月,他被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副队长,主持生产工作,并担任队党委常委。
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到队里的领导,这是组织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甘肃省地矿局的领导马万里来到队里视察。
温家宝向马万里汇报了工作。
他没有讲那些空洞的套话,也没有罗列一堆枯燥的数据,而是三言两语就把队上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讲得清清楚楚。
条理清晰,数据准确,思路明白。
马万里听完汇报,眼前一亮。
他看着眼前这个戴着黑框眼镜、说话不疾不徐的年轻人,心里暗暗赞叹:这是个人才。
就是这句这是个人才,成了温家宝走出祁连山的第一步。
1979年9月,温家宝被调入甘肃省地质局,担任地矿处负责人。
12月,他离开酒泉,到兰州省地质局报到。
至此,他结束了长达12年的野外工作,从大山深处走进了机关大院。
从一个野外技术员,一下子到了省局机关,这一步跨得够大。
但省局到部里,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在省局的日子,温家宝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
甘肃省地矿局退休工程师陈光清是当年和温家宝接触较多的一个人。
他回忆,时任地矿处负责人的温家宝生活相当朴素,吃、住、行力求简单。
当时二人的家离火车站有一公里路,每次出差都走着去。
按国家的规定,温家宝可以享受住宾馆单人房的待遇,但他每次去基层考察,尽量住在基层单位招待所,经常婉言谢绝基层单位安排的宾馆。
“有一回推辞了很多次”,陈光清说。
还有一次,地质部的一位领导到甘肃考察,温家宝和陈光清作为陪同。
事后,那位领导对陈光清说,温家宝很善于思考,领会能力很强,“我说了什么,他并不重复我的话,归纳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你看,上面来的人对他印象也不错。
这种作风,在机关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种格格不入,让他在领导眼里格外扎眼。
1980年,温家宝升任甘肃省地质局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一个野外技术员,到省局的主要负责人,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
这个速度,在当时的体制内算是相当快的。
但更大的机遇,很快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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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里的目光
就在温家宝在甘肃地质系统崭露头角的时候,北京,地质部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部长。
这位部长做事有个特点:严谨细致,眼光独到。
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就能发现人才的领导。
他是有实战经验的——而且是非常特殊的实战经验。
他是改革开放后调到地质系统的,上任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地质系统人才匮乏,干部老龄化严重。
老一辈地质人功勋卓著,但毕竟年纪大了;年轻一代有知识、有干劲,但缺少历练和平台。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到全国地质系统内部考察年轻干部,选拔后备人才。
从1980年到1984年,他几乎每年都率队赴各省调研。
不是那种前呼后拥、走马观花的调研,而是真正扎到基层,跟一线技术人员面对面聊,看他们的笔记,听他们的想法。
他看人有一个秘诀:不看你在会上怎么说,看你在野外怎么干;不看你跟领导怎么相处,看你怎么对待基层同志。
就是在这种近乎微服私访式的调研中,他注意到了甘肃酒泉有一个叫温家宝的年轻人。
1980年10月底,他来到了甘肃。
在甘肃调研期间,他注意到了温家宝。
这个主意,不是偶然的。
甘肃省有关方面早就向部里推荐过温家宝,说这个年轻人踏实、能干、有想法。
部长到甘肃后,特意关注到了这个来自偏远省局的年轻干部。
他仔细翻阅了温家宝的笔记和工作记录,对这位年轻人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印象深刻。
他注意到温家宝的文章和总结写得好,有深度,有力度,不可多得。
政治部门考察过甘肃局的干部,认为温家宝德才兼备,卓尔不群。
计划部门的人到甘肃局去过,了解到温家宝谦虚勤恳,团结同志,很有才干,也很有威信。
不久,温家宝被推荐到地质部政策研究室。
消息传开后,部里多个部门交口称赞,都说这个年轻人不错。
政治部门考察过甘肃局的干部,认为温家宝德才兼备,卓尔不群。
计划部门的人到甘肃局去过,了解到温家宝谦虚勤恳,团结同志,很有才干,也很有威信。
要知道,地质部有很多司局和几十个省地质局,副司局级干部加一起有几百人。
一个偏远省局的年轻干部,受到部里若干部门交口称赞,多方推荐,这是极为难得的,但又不是偶然的。
温家宝在省局,依然保持着写笔记的习惯。
比如1980年6月10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成矿远景区划自审;长远规划编制;科研项目厘定、成果鉴定和汇报制度。
你看,即便在省局做管理工作,他依然保持着当年做技术员时的习惯——写写画画,思考问题。
而部里的那位领导,一直在关注着这个甘肃来的年轻人。
部里开始酝酿把他调到北京。
但在那之前,还有一个任务等着他。
部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到东北调研试点情况。
这是他第一次到东北。
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次调研,将是他命运转折的关键一步。
而那位改变他命运的人,即将说出那句话。
那句话,将把一个扎根西北多年的地质队员,一下子拉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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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82年8月,温家宝在正式办理到地质部工作调动手续前,先到部里协助工作。
部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到东北调研试点情况。
他带着调研任务,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列车。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甘肃,第一次看到甘肃以外的地质工作面貌。
9月20日晚,他们赶到沈阳,了解辽宁省地矿局改革的做法。
21日,他们在辽宁省局看材料、听情况介绍。
从9月22日至26日,他们在辽宁省局五队作了深入调查,不仅在机关,而且到野外分队详细了解改革情况,然后又返回沈阳。
9月28日,他们回到了北京。
他随即开始撰写《东北三省局体改调查报告》。
回京后,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调研笔记整理成一份《东北三省局体改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而是带着泥土味、带着思考深度的真东西。
他把自己在东北三省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都写进了报告里。
通过此次调研和认真思考,他对东北体改情况和地矿部今后改革工作的方针,有了比较成熟的见解。
在写报告期间,有人告诉他,部领导要他考虑改革的总体方案。
他感到任务很艰巨。
9月29日,他向那位部长简略汇报了自己对地矿部体制改革的设想。
部长听完后,非常赞同地连声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温家宝后来没有公开说过具体内容。
但从他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感受到那句话的分量。
通过调研,他感到,东北三省在体改中所取得的基本经验和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必须实行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实验、逐步推行的方针。
这份报告,成了他留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筹码。
而那位部长,在看到他写的报告之后,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将把一个在祁连山里跑了十几年野外的地质队员,从甘肃调到北京。
1982年12月4日,温家宝乘火车去北京。
对彼时火车开动一瞬间的感受,温家宝后来在书中写道: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皋兰山,遥望那东流的黄河,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舍之情。
从甘肃到北京,从祁连山到长安街,一步之遥,却走了十四年。
而让这一步变成现实的,正是那位部长的一个决定、一句话。
这个人是谁?他说了什么?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故事,要从这位部长的早年说起。
正当温家宝踏上北去的列车,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时候,他或许不会想到,那个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人,有着怎样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
而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一位独具慧眼的伯乐,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用一句话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温家宝还不知道,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祁连山、不同于甘肃的全新世界。
而那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正坐在长安街旁的办公室里,等待着他的到来。
那个人是谁?他说了什么? 答案,就在接下来的故事里。